文 / 子玉
满汉之别是刻进清朝基因里的意识，尤其是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汉官、湘系坐大的情况下，双方的矛盾肯定会进一步加剧，爆发一轮轮冲突：皇帝以皇权打击汉官、满官以党争压制湘系。
皇权打击汉官的典型事件就是咸丰皇帝既要曾国藩和湘军全力剿平太平军，又不给曾国藩地方督抚的实权，还在地方势力之间故意制造矛盾压制曾国藩。
当然，面对汉官和湘系的崛起，满官也集体产生了危机感，汉官严重冲击了满官的执政根基，所以满官必然会出手对汉官进行打击以维持他们的主体地位，而他们的突破点就是：集中火力，猛攻举人左宗棠。
本质来说，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全面主持湖南巡抚府的工作已经是对清朝传统的挑战，引起了满官的不满，再加上左宗棠联合湖南巡抚骆秉章对湖南部分不法官员进行精准打击，比如永州总兵樊燮，就更引起了满官的不满。
樊燮事件导致双方的矛盾迅速爆发，樊燮遂联合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南布政使文格一起对左宗棠发起猛攻。罪名是，劣幕，左宗棠以幕僚的身份垄断湖南巡抚衙门的权力，越权干政。
这里必须得强调一点，不是左宗棠非要对湖南巡抚府的工作进行大包大揽，而是像骆秉章、张亮基这样出身传统科举的官员根本不具备应对乱世变局的能力，所以才请出了左宗棠。林则徐为什么会将新疆事业托付给左宗棠，就是他在清王朝的官僚队伍中找不到有能力解决新疆问题的人。
由此可见，科举“生产”出的人才是制式的，极少有具备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人。
而左宗棠之所以能入林则徐的法眼则是因为其进行了大量实践，还自学了大量科举之外的实用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个人还极其务实。为什么左宗棠和两任湖南巡抚都配合得无比丝滑，就是因为其能力征服了湖南的地方官。
由此可见，清朝末年的不堪一个是生产技术的落后，本质还是缺乏左宗棠这样的实用型人才，而人才缺乏的原因又是，八股文束缚了士人能力的突破。
在汉官强势崛起的情况下，咸丰自然也首先维护的是满官的利益，在收到官文的奏折后他当即就批示：“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根本就没有调查的意思，而是将左宗棠的命运完全交给了满官。一个是因为左宗棠没有级别，更重要的是，打击左宗棠有利于满官和汉官的博弈。
对于汉官、湘系来说，他们当然明白咸丰皇帝的指示意味着什么，如果左宗棠被杀，那么汉官、湘系多年的努力就会白费，湘系此后不管在军事、政治层面都会受满官的压制，兔死狗烹的故事也极有可能上演。
所以，为了维护汉官、湘系的利益，为了一举奠定汉官在清廷的地位，湘系都有必要打赢这场政治战。
实事求是地说，这场政治战的爆发是迟早的事，只是恰巧被满官从左宗棠这个个体身上找到了突破口而已。
图源/剧照
当这条内幕消息传到郭嵩焘、胡林翼、曾国藩等湘官耳中时，他们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满官已经正式向汉官、湘系宣战。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打响这第一枪的其实正是湘系本身。
由于重满抑汉是清朝的国策，所以在正常的政治生态中，汉官是没有任何崛起的机会的。但太平军的横空出现却给了汉官走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官的权力逐渐加重，就是左宗棠这样的举人都成为了湖南巡抚府的决策核心。
湖广地区成为了汉官的天下，湖广总督感觉自己已经被架空。
虽然满官在军事层面已经严重退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进行政治斗争，在平衡被打破权力受到汉官的侵蚀之后，满官已经酝酿着对汉官的政治打击。
尤其是在咸丰皇帝也有意制衡汉官的情况下，满官就更有了打击汉官的底气。
可以看出，既利用湘系，又时刻提防汉官坐大，是清廷上到皇帝下到地方督抚的共识。
清廷和满官的如此作为，既是对汉官集体和个人赤裸裸的打击，且影响了湘系在战场上的发挥，如果湘系在战场上失利，那么他们的政治生命就会更加危险。
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
为了主宰汉官的命运，湘系都非常有必要主动出击。而湘系也具备这种实力，他们不仅有军队，曾国藩在胡林翼成为湖北巡抚之后更是将湖南、湖北、江西连成了一片，打造为湘系的政治基地。
可以看出，湘系此时已经有了利用军队和政治两张牌打造自身根据地的意识。
讲真，乱世不仅是湘系扩张的最好时机，也是他们向满官宣战的最佳窗口期，错过这个时机，他们将会非常被动。于是，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等人集体策划，先将湖广总督杨霈给被排挤了出去。
但即使杨霈被排挤出局，湖广的权力还是没落入湘系之手，咸丰皇帝任命满人官文为新任湖广总督。
当杨霈被排挤出局之后，永州总兵樊燮就成为了湘系的下一个目标。
当骆秉章将樊燮问题交给左宗棠处理时，双方的矛盾迅速就升级，因为作为二品武官的樊燮觉得小小举人左宗棠审查自己是极大的侮辱。左宗棠也是个暴脾气，双方当时就爆发了激烈冲突。
笔者严重怀疑，这极有可能都是骆秉章的有意为之，故意刺激满官的情绪，引发双方之间的一战。
樊燮事件迅速升级，新任湖广总督官文和湖南布政使文格以此为突破口当即就对湘系展开攻击。樊燮事件升级为汉官和满官两大集团之间的博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满官的自保行为，因为官文明白，如果任由局面发展，那么自己很可能会成为杨霈第二，将被满官所集体鄙视。
胡林翼等人也明白，如果不能保下左宗棠，汉官将一败涂地，即使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积累了军功，很可能也将被清廷视为威胁，很难有机会再崛起。
所以，在得知内幕之后，湘系就集体出动，目的只有一个：保下左宗棠，打赢和满官的这场政治战，实现汉官的全面崛起。
当担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的郭嵩焘在得到消息之后就在第一时间做通了担任南书房侍读学士潘祖荫的工作，让他上奏折保左宗棠。
在这份奏折中，郭嵩焘不仅将左宗棠在湖南的成绩摆了出来，更是以极其严肃的口吻定义了左宗棠对湖南、清廷的作用：
“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图源/剧照
同时，湖南巡抚骆秉章也不断向咸丰皇帝上奏折替左宗棠申冤。
湖北巡抚胡林翼更是使出了百般武艺，不仅上奏折向咸丰皇帝进行申辩，还及时做通了总督官文的工作，让他刀下留人，然后就在半路截胡了皇帝派来专门调查左宗棠案子的钦差大臣富阿吉。
从庙堂到地方，汉官、湘系集体行动，很快就将这股政治压力传到了咸丰皇帝身上。在感应到汉官传来的压力之后，咸丰也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于是主动咨询心腹大臣肃顺的意见。
肃顺的回答是：“左宗棠赞画军机，迭著成效，人才难得、自当珍惜。”
请注意，作为满官的肃顺绝对不是在维护汉官的利益，而是出于为大局考虑，建议咸丰重用左宗棠，重用汉官，因为，大清如果都不存在了，满官的利益就更无从谈起。
肃顺一语定乾坤，左宗棠就这样被保下了。
由此可见，湘系在开战之前早就对朝中的所有政治资源进行了通盘分析，知道什么时候该出什么牌。
都说福祸无门，这场危机反而以“广告效应”给左宗棠带来了泼天的“流量”，使其大名天下皆知，清廷也对举人左宗棠有了清晰的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这让笔者想到了新东方的“小作文事件”，其反而使其品牌和头部主播进一步出名。
所以，危机危机，牛人在危险局面中看到的总是机会。
此战过后，左宗棠就以举人的身份正式进入了大清的官僚系统开启了他大展宏图波澜壮阔的一生。
复盘整个事件，左宗棠之所以能成功避险首先在于其自身的清白，如果他自身有什么问题，早就被官文拿来说事，第一时间就将左宗棠给办了。
其次就是形势所逼。八旗和绿营的无能使咸丰皇帝只能重用汉官、地方势力。这就是肃顺在得知左宗棠的危局之后为什么在第一时间通过特殊渠道将消息泄露给湘系，还积极给湘系出主意：“你们先通过奏折向皇上力保，等到皇上问我时，我才能说话。”
于是，事件就完全朝着肃顺的设计在发展，当咸丰出现犹豫情绪并向肃顺征求意见时，肃顺就顺势保下了左宗棠。
没有肃顺的力保，就没有后来的民族英雄左宗棠。
图源/剧照
当然，不管是肃顺还是咸丰，他们此时都明白一个道理：八旗和绿营已经不能维护清廷的利益，在权力和朝廷安危之间，他们只能选择朝廷。本质还是在为大清、清廷的利益考虑。
如果说肃顺和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是一伙的，那么辛酉政变肃顺被杀之后曾、左、胡等人肯定会受到牵连，而事实却是，他们不仅没有被牵连，还进一步被慈禧重用。
只能说，肃顺是个明白人，大局观强，咸丰也不糊涂。
当然，左宗棠能被保下最重要的还是汉官、湘系的崛起，有左右局势的能力。在湘籍官员陶澍为两江总督时他就已经在有意识地发展汉官、湘系的势力，其能和当时还在渌江书院教书的左宗棠结为忘年交就是在有意识地培养下一代的行为。被陶澍发掘、提拔的人才还有魏源、李星源等人。
加上林则徐等汉官的助力，汉人精英在咸丰时代事实上就已经做到了对关键岗位的大面积渗透。
当太平军横扫江南时，汉官、湘系也就趁势崛起，凭借强悍的政治、军事能力迅速扩张势力：湘军建制不断扩张；湘系官员也不断向东南各省渗透。
在汉官集团中，既有胡林翼这样的封疆大吏，又有左宗棠这样的顶级谋士，更有曾国藩这样手握军队的一方诸侯，能量相当大。
出于不得不重用汉官、湘系的考虑，咸丰就只能作出相应的让步，不仅没杀左宗棠，还给了其官做。
等于是，朝廷、满官集体向汉官、湘系进行了妥协。这一战之后，强弱之势彻底发生了改变。
本质来说，剿灭太平军的军功是湘系集体作为的结果，汉官、湘系的崛起也是湘系集团式作战的结果。
当然，湘系虽然赢了里子，但也不能将满官的面子给扒了，为了平衡双方之间的关系，大家还是给了满官足够的尊重：胡林翼在利益层面不断给官文好处；曾国藩在上报军功时总是将官文的名字署在前头。
说白了就是，抛弃虚名，收获实利。
左宗棠事件之后，湘官就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先是左宗棠有了编制，接着是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的实职，完了就是汉官、湘系对东南、天下的大面积渗透。
等到太平军被消灭之后，清廷已经不得不接受地方势力的崛起，汉官、湘系的坐大。和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皇帝一样，慈禧已经不得不打合纵连横的牌才能维护朝廷的权威。
当然，清廷忌惮汉官的主要原因还是，除了湘军，汉官手里还有楚军、淮军，本质来说，湘军、楚军、淮军都是强藩。
这样看的话，保下左宗棠就是汉官集团最重要的一战，直接改变了历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