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彩的墓被称“独虎挂印”，入土十年被掘墓，守墓人以死护坟

川西的权势家族与土地掠夺

在民国时期，刘文彩控制着川西地区大片的农田，地位显赫，他设立的租赁条款极为苛刻。农民在每个种植季节开始时，便需要向刘文彩交付黄谷作为押金。

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原先作为押金的黄谷很快贬值，这就要求农民在下一次种植季再次缴纳新的押金，或是更新他们的租约。更新租约的过程同样繁琐，涉及到重新评估土地的价值和可能增加的租金。

在黄谷交易中，刘文彩采取了一种狡猾的策略，他使用了特制的量斗。这些量斗外表普通，但实则精心设计：收粮时使用的量斗较大，而给出的量斗却显著较小。这种手段让刘文彩在每次交易中都能从农民手中多夺取一部分粮食。

每当交租的日子到来，农民们背着沉重的粮食来到刘文彩的庄园。他们在庄园外的一个大院子里排队等候，手里提着由竹子编织的大篮子。庄园的仆人会一个接一个地检查每个篮子中的粮食，使用那些特制的小斗量取黄谷。每次量取后，篮子里总会少一部分粮食，而农民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切。

他们中的一些人尝试通过种植更多的作物或是承租更多的土地来弥补损失，但这往往只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债务。一旦收成不佳，这些已经负债累累的农民就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经济困境。刘文彩的这些行为虽然让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也使他在当地的名声越发臭名昭著。

粮食的盘剥与家庭的奢靡

刘文彩的庄园坐落在川西的一片富饶地带，外观堂皇，院落深广。然而，庄园内部的生活秩序和对待佣人的方式则是另一番景象。

庄园内，佣人和工人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们的住所通常是庄园角落的简陋房舍，与主家的奢华别墅形成鲜明对比。这些房舍拥挤且缺乏基本设施，多数佣人睡在硬木板床上，盖着破旧的棉被。

在日常管理上，刘文彩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每天清晨，庄园的管家会敲响大铜锣，召集所有佣人和工人到中庭进行点名和分配任务。工人们被分派到田间管理农作物，而佣人则负责打扫庄园、准备食物和照顾刘家的日常需求。刘文彩要求他们从黎明工作到日落，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在庄园内，若有佣人或工人犯错或未能完成任务，常常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庄园的管家持有一根长鞭，负责执行刘文彩的处罚命令。这些惩罚通常在庄园的中庭公开进行，以此来警告其他佣人和工人，必须严格遵守规定，维护庄园的秩序。

暴力与权力的扩张

刘文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培养了一批心狠手辣的刺客。这些人从周围地区招募来，个个身手不凡，腰间常挂着钢刀或火枪，专门为刘文彩处理“麻烦事”。每次在镇上或村里见到他们走动，百姓们都会远远避开，深怕一不小心惹到刘文彩的手下招致祸端。

有一次，刘文彩的族侄杨炳元在酒宴上因多喝了几杯，话语间随意评价了刘文彩的所作所为，甚至在席上开了几句刘文彩的玩笑。此话传到刘文彩耳中，他非常不满，决定给杨炳元一个教训。几天后，杨炳元正在雅安闹市中闲逛，突然遭到数名刺客的袭击，街头行人纷纷躲避，不敢靠近，枪声响起，杨炳元当场毙命。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刘文彩于1941年在川西组建了“公益协进社”这一袍哥组织。袍哥会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影响力，以“哥们义气”为纽带，成员间互相扶持，彼此忠诚。但在刘文彩的控制下，这一组织却成了他扩展地盘和打压异己的工具。他对外声称“公益协进社”是为了推动地方公益和发展乡里，但实际上，组织内的成员多为当地的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刘文彩对他们收买拉拢，允许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行事。

无论是征收租金、对付不服从的农户，还是对外扩张土地，袍哥社的成员们都为刘文彩充当了得力助手。乡间常会看到这些人骑着高头大马，腰间佩刀，出没在村庄和农田中。他们粗暴地对待普通农民，甚至闯入村民家中强行收租、逼债，根本不顾及百姓的苦难。

刘文彩的衰败与疾病困扰

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部队在各地逐渐溃败，刘文彩的地位也随着时局的变化开始动摇。此前他凭借自己的财力和武装力量在川西一带称王称霸，但随着国共对峙的态势明显，他的心腹与地方支持者们也开始犹豫不决，对他的依附逐渐松散。为了继续维持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刘文彩决定通过支持当地的青年组织来壮大自己的势力，希望借助青年会的力量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党影响。

刘文彩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汝霖的青年领袖，他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加入青年会。刘文彩开始向青年会提供财力和物资上的资助，以期将组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他派遣亲信参与青年会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把青年会打造成他控制下的力量。然而，青年会的许多成员并不认可他的意图，他们更愿意支持新兴的革命势力，推动社会变革。

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刘文彩逐渐感到自己在川西的权力和地位无法如从前那般稳固。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出现问题。1948年初，他患上了肺结核。不久后，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接连不断的咳嗽、吐血让他渐渐感到力不从心。

在成都的文庙后街，刘文彩被安排住在一间布置舒适的房间里，医生们用尽各种办法尝试减缓他的病痛。然而，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有限，治疗方法对他这种晚期肺结核患者的效果微乎其微。

随着病情加重，刘文彩只能长时间卧床，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在庄园内外行走、指挥家丁和事务。他的妻妾和子女们轮流照顾他，每天清晨送来煮好的药汤，但这些汤药喝下去后收效甚微。

到了1949年，刘文彩的病情已恶化到极为严重的地步，医药不见成效，亲人们只能带他返回家乡，试图让他在熟悉的地方安静度过余生。然而病痛并没有放过他，一路上他反复昏迷，几乎无法感知身边的事物，最终在回到成都不久的中午，在63岁时病逝。

死亡与墓地的争议

刘文彩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送回了川西的故乡安仁镇。早在病重时，刘文彩就已经为自己精心挑选了一块风水宝地作为墓地，这块墓地位于家乡的金井村，周围群山环绕，地势得天独厚。他将这块地方称为“三埂四梁”，传言这块地是一块象征着威势和福禄的“独虎挂印”之地。刘文彩花费重金修建了豪华的坟墓，墓地周围围起了高大的围墙，墓碑巍峨耸立，坟茔用最好的石料和精致的雕刻装饰。

为了确保墓地能够在他死后得到妥善的保护，刘文彩还挑选了三名老年守墓人。这三人皆为本地人，年纪均在六十岁左右，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对当地的深厚感情，他们熟悉墓地的周边情况，并且忠实可靠。这三人中，以刘清山为首，刘清山平日里性格沉稳，忠厚老实，对刘家的庄园事务也十分熟悉。作为回报，刘文彩大方地给予他们每人两亩水田和两间房产，以保障他们的生活。

墓地平静地度过了几年，但到1958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刘文彩的过去被揭露，成了那个年代批判的对象，他被视为旧时代地主阶层的代表。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一队来自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的年轻工人扛着铁锤和钢钎来到金井村。他们站在刘文彩的坟前，毫不犹豫地动手，将曾经高大的围墙和墓碑一一拆毁，直至棺木暴露在荒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