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战犯”陈士章，1975年被特赦后移居美国，晚年结局如何？

皖南事变中的决策与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双方表面联合抗日，但暗地里斗争不断。蒋介石一方面打着抗日的旗号，另一方面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剿共”上。为了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他采取了各种手段制造摩擦，严重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其中，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更是将双方矛盾激化到顶点。

新四军当时正在皖南地区活动，根据军令准备北上重新部署。然而，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突然撕破脸皮，对新四军发动了猛烈袭击。新四军的部队规模有限，装备落后，加之处于敌军包围之中，损失极为惨重。在此次事件中，40师副师长陈士章协助师长方日英，在三溪镇地区对试图突围的新四军部队进行阻击。

陈士章的40师属于中央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人员训练有素。接到任务后，陈士章根据师长方日英的指令，带领部队迅速封锁三溪镇周边的主要通道。他指挥炮兵火力覆盖新四军可能的突围路线，同时安排步兵组建密集防线，确保无任何一支部队能够逃出包围圈。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新四军虽然奋力抵抗，但敌我力量悬殊，防线很快被攻破。

皖南事变造成了新四军极大的伤亡，包括多名高级指挥员被俘。在这一过程中，陈士章虽然并非事变的主谋，也没有直接参与战略决策，但作为执行阻击任务的副师长，他指挥的部队给新四军带来了显著的人员和装备损失。

皖南事变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国共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因此彻底破裂。作为其中一名重要参与者，陈士章此后继续在国民党军中担任要职，但这场事变的阴影始终伴随着他。

百韬的到来与军中变革

1944年1月，三战区调整了部分指挥官的职务，参谋长黄百韬接任后，陈士章成为了他的直接下属。黄百韬初到任时，三战区正处于调整和整合阶段。作为新任参谋长，他的首要任务是理顺内部关系，了解下属将领的实际能力和战场表现。

在此前的战斗中，陈士章因负伤失去了一只胳膊，按规定可以退役。但他仍然选择留在军中，这一决定让黄百韬格外关注。

两人在战术安排上有过多次交流。黄百韬习惯在作战前详细听取下属的建议，而陈士章则对上级命令的贯彻极为严格。无论是会场上的讨论，还是战场上的部署，陈士章始终保持着迅速反应和执行命令的高效作风。

在实际指挥中，陈士章的表现也得到了部下的普遍认可。尽管他是中央嫡系出身的将领，但对25军中的杂牌部队没有表现出任何排斥。他在战斗中分配任务从不以出身论功，每次安排作战都以任务需要为重，注重部队间的协调和力量的合理分配。黄百韬对陈士章的信任逐步加深，开始将更重要的任务交由他负责。

淮海战役的惨败与逃亡

解放战争爆发后，陈士章作为25军的高级将领，多次参与与解放军的对抗。随着战局不断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处境逐渐恶化。在淮海战役中，25军被部署在战线的关键区域，承担防守与支援的任务。陈士章的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但解放军早已占据了主动，以大规模的包围和灵活的机动战术发动了猛烈攻势。

战役初期，陈士章按照指示组织部队在指定位置构筑防线，试图阻止解放军的推进。他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调配火力掩护，同时指挥部队进行反击。但面对解放军的强大火力和灵活的穿插战术，25军逐渐失去防线。陈士章在指挥部中不断接到前线的求援报告，局势每况愈下。随着解放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25军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内部出现混乱，部队士气大幅下降。

最终，25军被完全压制，部队溃不成军，陈士章意识到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在战斗接近尾声时，因为皖南事变的影响，他不敢战场起义，选择带着少数随行人员离开指挥部，试图寻找生路。为了躲避追捕，他脱下军装，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伪装成老农民，混迹在难民中四处转移。他的随行人员逐渐减少，有的因饥饿和疲惫掉队，有的被解放军俘虏，最终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在这段逃亡过程中，陈士章多次经过解放区的村庄和哨卡。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尽量模仿当地农民的言行举止，与难民们一起干活、排队领取食物，甚至参与他们的日常对话。

经过长时间的奔波，他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了解放区，进入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回到政府军的地盘后，他并未立即暴露身份，而是通过多次辗转，最终与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蒋介石的特殊安排与功德林的岁月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战局逐渐倾向于解放军，国民政府的军队接连失利，蒋介石对能继续领兵作战的将领十分倚重。陈士章因在军中的资历和中央嫡系的背景，再次被任用。此时的他被安排在福建地区指挥部队，负责防守。

1949年秋天，解放军对福建发起大规模进攻。陈士章的部队在永春地区与解放军展开激烈交战。尽管他试图调动残余部队进行防守和反击，但国军在整体战局中已无法扭转颓势，部队士气低落，武器装备匮乏，最终被解放军彻底击溃。在战斗结束后，陈士章被俘。

在被押送至管理机构的途中，他保持沉默，不与身边的俘虏过多交流。在解放军的安排下，他被送往功德林，接受集中管理。功德林是当时专门收容国民党高级战俘的场所，这些人都曾是国军的重要指挥官。到达功德林后，陈士章接受了登记和基础管理规程的讲解。他被分配到一个小房间，与几名国军将领共同生活。他们在这里一起学习政策，参与劳动和讨论，日常生活被严格安排。

陈士章在功德林的表现并不引人注目。他按照规定参与各项活动，不与其他战俘发生冲突，也很少主动表达意见。他参加政治学习课程时，认真听取讲解，但几乎不主动发言。在劳动任务中，他也按照要求完成分配的工作，从未出现抗拒或敷衍的情况。功德林的管理人员对他的评价是中规中矩，没有过多亮点，但也没有问题。

在功德林的几十年里，陈士章与其他战俘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偶尔会与相熟的战俘交换信息，但更多时候，他将自己的生活控制在最基础的层面。这样的表现，让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也使得他的改造过程顺利推进。

晚年的平静与思乡之情

1975年，陈士章获得特赦，结束了数十年的集中改造生活。离开功德林后，他原本打算回到台湾与家人团聚。由于他曾是国民政府军中的高级将领，他认为自己的归乡申请应该会得到批准。然而，当他通过相关渠道提出申请后，蒋经国当时对这类旧部的态度相当冷淡。台北方面对陈士章的申请并未作出任何积极回应，甚至没有明确的接待安排。陈士章在等待了数月后，收到了模糊的回复，实际是变相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