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6个高级军官的结局如何？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发生

秋收起义6个高级军官的结局如何？1927年9月9日：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工人、农民发动秋收起义。

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右派和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左派，先后同中共决裂，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和屠杀。

到了这种地步，中共只有武装斗争这一条路了。

斯大林紧急派遣共产国际代表，格鲁吉亚人罗明纳兹赶赴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的总方针，瞿秋白继任总书记。

此时，中共已在全国各地开始武装斗争，准备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根据地。

在八七会议前后，中共在全国各地发动了100多次武装暴动，涉及14个省。仅仅在湖北省，中共就计划了7处暴动。

至于《秋收起义》，全称叫做《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是一个涉及四省的大规模暴动。时任中共中央特派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资历尚浅，没有参加计划的决策工作，而是负责领导湖南、江西边界的湘南一路暴动。另外还有湘东（中）、湘西两路暴动，由其他人负责。

在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带着妻子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赶赴长沙，参加了改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

达到湖南省委以后，毛泽东传达了中央关于举行秋收暴动的指示：“现在看来，要革命就得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因此，起义发动时我们的动员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发动起来，建立工农革命军。”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等人支持这个决定，随即成立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发动湘赣边界秋收暴动。

毛泽东将妻儿送到长沙六十公里的娘家板仓后，赶赴安源策划暴动。

这也是毛泽东同杨开慧以及儿子毛岸龙最后一次见面，此时毛岸龙刚刚出生4个月。

后杨开慧在1930年被枪决，4岁的毛岸龙则在1931年因恶性痢疾在上海病死。至于毛岸青，从1931年开始同哥哥毛岸英在上海流浪长达5年，当时只有8岁。

可怕的流浪生活以及被殴打导致头部受伤，使得毛岸青出现严重的头疼后遗症，并在50年代出现精神分裂症状，终生没有治愈。

9月9日，秋收起义顺利爆发。

秋收起义的主力是驻扎在修水县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该团的团长卢德铭是共产党员。

22岁的卢德铭是那个时代的青年精英，本来出生于四川自贡市富裕家庭，父亲是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

在成都求学期间，卢德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在校内正式入党。

卢德铭是个优秀的军人，参加过东征讨伐陈炯明、北伐等一系列战争，战功卓著。他只用了2年时间，就从见习排长升到北伐主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职务，前途无量。

如果留在国军服役，卢德铭怕是最低也能混个中将军衔。

然而，卢德铭非常倾向于革命，毫不犹豫的站在共产党这边。

在1927年6月，卢德铭成为武汉政府警卫团团长。

他趁机将宛希先、何挺颖、何长工、熊寿其等中共干部安排在警卫团担任各级干部，准备参加南昌起义。

多年后，何长工回忆起卢德铭意气风发、精明干练的样子，仍然颇为钦佩和感动。

在1927年8月1日，卢德铭同团指导员辛焕文率领警卫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卢德铭带走了警卫团第2和第3营，第1营因营长负伤暂时留在武汉，同时还带走了一个新兵营，仍然维持1个团3个营的编制，约2000人规模。

警卫团在8月初在江西同参加南昌起义的千余名平江农军会合，实力有所增强。

然而，此次南昌起义失败的大部队已经南下广东，警卫团距离太远，追赶不及，只能奉命暂时驻扎在湘赣鄂交界的修水、铜鼓地区。

警卫团3个负责人卢德铭、辛焕文、韩浚赶赴武汉寻找党中央，试图得到下一步的行动命令。

在武汉，3人见到了中共女性领导人向警予（她在半年后被捕处决，时年33岁），得到了进行秋收起义的命令。

3人急忙返回部队，途中团指导员辛焕文牺牲，韩浚被捕入狱，只剩下卢德铭一人。

这里多说一句韩浚，他是黄埔一期生，时任警卫团的参谋长。

韩浚不但很早就加入共产党，还在1925年同陈赓一起去苏联学习军事，深受组织上的信任。

此次韩浚被捕入狱后，被关押了半年才被军校同学保释出狱，差点就掉了脑袋。出狱后，韩浚选择脱党，投靠广东军阀，到1930年向蒋介石自首，获得赦免。随后韩浚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成为国军知名战将。需要说明的是，韩浚投靠蒋介石以后立即纳了投名状，在1932年去到湖北京山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斗，因守卫京山县城有功，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韩浚有一定能力，在抗战中也有战功，1944年升职为中央军精锐73军军长，成为国军一流将领。解放战争中，韩浚继续同共产党作战，1947年在山东莱芜战役中战败被俘，关押到1961年被特赦，后在1989年以96岁高龄善终。

此时，留守的中校团附余洒度也没闲着。身为黄埔二期生的余洒度能力很强，指挥部队轻松击败了占据永修的黔军溃兵邱国轩部，将其主力收编。同时，他们又联系苏先骏（黄埔四期）的浏阳农军，很快合兵一处。

至此，警卫团扩大到一个师的规模。省主席朱培德迫于形势，授予他们“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编制，借此笼络该部。

该师的骨干仍然是警卫团与平江农军合编的第一团，第二团是收编的第十军黔军溃兵，第三团则是苏先骏的浏阳农军。另外还有个师部特务连，是谭希林、罗荣桓率崇阳农军到达修水后改编。

到了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爆发。

毛泽东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代表党中央监督起义进程。

毛泽东不负责指挥军事作战，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前敌总指挥，只是暂时没有到任，由余洒度暂时代理。

除了“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以外，起义部队还收拢了部分安源工人武装，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下辖4个团，共5000多人。

此时部队下辖4个团，第一团是警卫团，战斗力和忠诚度都最高，第二团为安源的工人武装和萍乡、醴陵的农军，第三团是平江、浏阳的农军编成。第二团和第三团的忠诚度高，却属于民兵武装，战斗力较差。至于第四团就差劲了，是收编的军阀邱国轩率领的黔军溃兵，是迫于形势才勉强同中共合作。

说起来，5000多的兵力可不算少，尤其第一团是国军正规军，是可以打硬仗的。

所以，秋收起义部队顺利攻克平江、浏阳，一时间声势大振。

此时卢德铭赶回部队，接过了余洒度的指挥权。

此时起义军的命令是必须攻打湖南省会长沙，但长沙驻扎着数万重兵，又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市，依靠区区5000人去攻打根本不现实。

卢德铭决定对长沙进行包抄，不去直接攻打，尽量减少硬碰硬的损失。

果然，敌人很快调动大量兵力赶来围堵，起义军在平江、浏阳连续作战失利。

表面上秋收起义军有5000人，真正有战斗力可以同敌人正规军打阵地战的，只有第一团2000人而已。

此次战斗中，农军官兵虽勇无畏，却没有受到过正规军事训练，更没有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很差，挡不住敌人的攻势。收编的军阀溃兵更是军无斗志，一触即溃，根本不可用。

以第3团为例，他们顺利占领了敌人驻军不多的白沙镇，又一举占领东门市。然而敌人迅速主动主力分两路包围夹击，第3团立即不是对手，被迫撤退。撤退期间，第3团部分官兵牺牲，更多官兵被打散后不知道部队在哪里，只能自行逃回家了，1500人只剩下400余人。

连战连败，到了9月10日，军阀溃兵组成的第4团认为起义军迟早要完蛋，决定捞一票就跑。这伙土匪一样的军阀部队，在他们的头目，也就是四团团长邱国轩率领下突然窝里反，武装抢劫了起义军的辎重队。

期间，叛乱的第4团还大举偷袭第1团。

第1团作为主力部队，正在分为两支部队打头阵，一路向着平江县的方向疾行。由团长钟文璋亲自挂帅，他带领第2营和第3营的战士们组成了先头部队，作为第一梯队冲锋在前。而师长余洒度则与师部的成员们一同率领第1团第1营的战士们，紧随其后，构成了第二梯队。

军阀军官邱国轩虽是杂牌军军官，毕竟有一定军事素养。

他特别选择第1团第一梯队，也就是第2营和第3营渡河的时候偷袭，导致两个营损失惨重。

叛军将团长钟文璋指挥的第2营和团部包围在河边，依靠2营9连连长黄瓒挺身而出殿后，这才让团部军官撤出。连长黄瓒则身中数弹牺牲，该连更是全军覆没。

经过叛军的偷袭，第1团主力的第2营和第3营余部不到200人，受到非常惨重的损失，只剩下第1营尚且算完整，加在一起也只有五六百人。

要知道，第1团是起义军主力，秋收起义初期兵强马壮，有2000多的兵力，现在折腾到这种地步。

第1团团长，黄埔二期毕业的钟文璋眼见部队所剩无几，自觉指挥失误，抱头痛哭，随后就失踪了。

对于钟文璋的去向，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他见起义军所剩无几，灰心丧气回到老家隐居。

到1年多后，身为黄埔毕业生的钟文璋重新加入了国军，在中原大战时战死，死于27岁。

对此，参加了秋收起义的谭政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时，充满惋惜之情地表示：“假若那位团长当初未曾离去，坚守至革命胜利的曙光降临，今日他无疑会位列元帅之尊。然而，遗憾的是，他最终选择了脱下军装，离我们而去。”

至于叛变的第4团本来是贵州部队，身在湖南难以回家，就在邱国轩领导下继续在平江地区流窜为匪。后来该部又被收编为保安团，负责围剿红军游击队。

到了1929年，这股土匪终于被，红军平（江）湘（阴）岳（阳）游击总队出动300多兵力打散。匪首邱国轩被抓住后公审枪毙，尸体被挂在电线杆上示众到腐烂，也算是罪有应得！

起义军内部出现问题，作战也很不利。

第2团攻打萍乡久攻不克，被迫转而攻打醴陵县城。

第2团是农民军改编而来，军事素质较差。

在作战期间，第2团缺乏足够的戒备，没有关注侧后方的敌人。在突然敌人偷袭时，第2团瞬间慌成一团，一部直接溃散。第2团团长王新亚去向不明，他的下落也有两种说法：一是王行娟在《贺自珍的风雨人生》中说王新亚1927年在浏阳牺牲；《安源工人运动》说王新亚1927年9月从浏阳率领百余名战士突围后，回到安福县担任赤卫队长，1932年9月在在湘赣边界的斗争中牺牲。

到了9月19日，各路作战不利的起义军，在第1团残部驻扎的文家市会合起来。毛泽东认为以目前的兵力去攻打长沙，根本就是自取灭亡。起义军应该首先退到敌人控制的薄弱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等待实力恢复进而扩大以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此举同党中央的决策相违背，毕竟“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有一定的自决权。

毛泽东提出将部队退到相距170公里的井冈山。这里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处，地瘠民贫，自然条件恶劣，从古至今都是几不管地区，盘踞着很多土匪。

为什么选择井冈山？当地两个土匪头子袁文才、王佐都表现出一定的革命倾向，很有可能接纳起义军。

袁文才、王佐共有500兵力，盘踞着13万人口的宁冈县大部分地区，是地头蛇、土皇帝。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袁文才、王佐。

王佐13岁开始做裁缝，以此为职业。24岁时，土匪头目朱孔阳的队伍抢来大批布匹，请王佐去做衣服，邀请他加入土匪队伍。王佐投奔到朱孔阳门下，不久后又离开了，决定自己干。

恰好有3个广东鸦片商人，带着大笔钱款，经过王佐居住的村庄。王佐伙同弟弟以及其他几个人抢劫了这3个商人，还将他们活活勒死，赚取了300多块大洋。

王佐用这笔钱买了几支枪，正式为匪。到了1925年，王佐这股土匪被政府收编，摇身一变成为民团团长。

在1926年，王佐同另一股土匪袁文才联合起来，盘踞一方，自立为王，盘踞宁冈县。

袁文才就不同了，他是一个中学生，不像王佐那样是不识字的土匪。袁文才加入当地土匪组织马刀会，由于能力出色很快成为重要头目。

在1926年，袁文才和王佐结拜为兄弟，被政府改编成为宁冈县保卫团。

袁文才、王佐有一定的革命倾向，在1926年9月宣布参加北伐革命。

1927年1月，袁文才、王佐在遂川县农民协会王文铮的帮助下，将队伍改组为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两人攻占永新县县城，打开监狱，将包括贺子珍在内的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放出，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随后撤回井冈山。

对于撤退到井冈山的提议，一些高级军官们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军队不能上山做“山大王”。好在，前敌总指挥卢德铭反对师长余洒度继续进攻长沙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农村进军的主张。

由此，大方针就定了下来。

9月20日，起义军由文家市出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

此时情况仍然不好，尤其起义军内部动摇分子很多。

据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解放军中将赖毅回忆：“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分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第1营第1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武器。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没想到的是，9月23日，起义军遭到朱培德所部江西保安特务营和江西保安第4团的偷袭。

情况万分危急，前敌总指挥卢德铭果断率领1个连殿后，掩护大部队撤退。

混战中，卢德铭胸部中弹，当场牺牲，年仅22岁。

赫赫有名的何长工多年后这么回忆：卢德铭同志，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在叶挺独立团曾担任连长、营长和国民革命军七十三团参谋长等职。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出色的军事干部，在北伐战争中，表现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党组织和叶挺同志对他很了解。当国民政府建立警卫团的时候，叶挺想让他去任团长，但考虑自己政治色彩太浓，张发奎不会同意，就请张云逸同志代荐。

张云逸同志是粤军老军务，为人正直朴实，在粤军中很有声誉，一荐即准，卢德铭出任武汉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同志利用这一合法地位，吸收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左派作各级干部，使这个警卫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部队，在秋收起义中有力地配合了起义的主力部队。卢总指挥在组建警卫团和秋收起义中是有重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在进军井冈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无疑是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更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我回忆他的一段往事，也是寄托我这个老兵对卢总指挥的彰扬和哀思。

连前敌总指挥都牺牲了，可见当时局势多么不利。

卢德铭之所以牺牲，同第3团团长苏先俊的警戒失误有直接关系。

官兵们本来对黄埔三期毕业生苏先俊就有所不满，认为此人有军阀倾向。

此次因指挥失误，苏先俊被解除了团长职务。

苏先俊大为不满，选择脱离部队逃回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在逃亡的路上，苏先俊被国民政府逮捕，遭到了严刑拷打。苏先俊吃不住酷刑，选择叛变革命，交代了很多秘密，导致部分地下党员牺牲。

1930年，长沙被红三军团攻占，苏先俊被红军抓捕处决。

到了9月29日，起义军赶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5000多人仅剩下不到1000人。

谁都知道，红军也罢，八路军新四军也好，都存在武器严重不足的问题。红军时代，不少官兵拿着土铳甚至大刀长矛作战。

此时秋收起义军由于开小差的太多，竟然出现了枪多兵少的局面。

毛泽东看到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尤其是思想上不能统一，叛徒、奸细以及不坚定者众多。

所以，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党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共有700多支枪，毛泽东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由此，解放军的双首长制度建立。军官负责指挥作战，政委则负责保证官兵服从党的领导，保证了党对军队的完全控制。

有意思的是，三湾改编不是强制性的。毛泽东宣布：改编根据自愿的原则，愿留的则留，不愿留的发给3至5元的路费。

对于未来的发展，毛泽东对官兵们的演讲就很精彩。

据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谭政回忆：“毛泽东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成一百，我们现在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

到10月3日，起义军撤退到江西宁冈县古城镇，当天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确定了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对于如何处理袁文才、王佐，高级军官仍然有不同意见。

何长工多年后回忆：会议讨论确定了对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方针问题。这是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袁文才、王佐，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虽然都叫“农民赤卫军“可不是我们党领导的。他们劫富济贫，是标准的“绿林豪杰”。对他们到底持什么态度?当时不少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同志却不同意。他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着呢，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何况，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虽然有地方主义、“绿林”习气等缺点，但是可以教育改造的。我们不能采取旧军阀大鱼吃小鱼的吞并办法。现在的形势逼迫他们要革命，要靠近我们，因此，此时绝不可以动武，应该主动搞好关系，积极争取他们革命，并通过他们团结井冈山的广大群众。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确定对袁、王部队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

10月7日，起义军同袁文才、王佐部会师，到10月23日正式登上井冈山。

这一路可不容易，起义军吃尽了苦头。

多年后，罗荣桓元帅这么回忆：当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民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井冈山未必是个好的根据地。这里人口稀少，经济落后，起义军在这里只能维持生存，却难以壮大。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秋收起义初期，起义军共有1个前敌总指挥，1个师长和4个团长。

到了上井冈山时，总指挥卢德铭牺牲，3个团长脱离军队，1个团长叛变，仅剩下师长余洒度。

军队上了井冈山以后，黄埔二期毕业的余洒度奉命赶赴上海，汇报秋收起义情况。

期间，余洒度发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顿时灰心丧气，认为革命已经完了。余洒度选择脱党，在1929年在上海参加谭平山、章伯钧等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反对国民政府统治。

1930年，参加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受邓委托担任临时召集人，与黄雍、陈烈一起负责筹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学生起来反对蒋介石。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余洒度、陈烈等20余人被逮捕。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外，蒋介石对余洒度等人采取宽容态度，试图收为己用。

余洒度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蒋介石，在1932年3月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并成为该组织骨干成员，曾与刘健群一道率领500余人的“宣传总队”，赴华北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为此，余洒度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

1934年，余洒度的好日子到头了，因为妻子参与走私和贩卖吗啡，他被逮捕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

秋收起义最终只剩下几百人，却成为解放军将帅的摇篮。

这几百官兵中，诞生了1个元帅、1个大将、7个上将、8个中将和6个少将。

另有，没军衔但职务在副部级以上的干部5人。

有趣的是，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为革命保存了火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极为不满。

1927年11月9到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简称为“十一月扩大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主持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会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评价秋收起义“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单纯的军事投机”，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

（一）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

（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的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

（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