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中产阶层，大体上都是教师、律师、新闻记者、普通政府职员或者银行业职员等等，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收入自然比单纯出卖体力的社会底层的要多得多。

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例，上海的采访记者、编辑的月薪普遍在40-100银元左右，而中学教师月薪则在40-80银元左右，新式商店的普通职业月薪则在20-60银元左右。

而他们的支出，无非是衣食住行。

同样也是在上海，当时在上海，有电灯、自来水的石库门一层楼的租金是10银元，普通的一间厢房，房租则是7银元左右。

吃的方面，二十年代的上海米价，每百斤通常在8银元到13银元上下浮动，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记载，1929年的上海，一块银元可以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一包烟三个铜板，剃头八个铜板等等等等。

出行方面，人力车起步价十个铜板左右，电车普遍一枚铜板，所以，中产阶级的工资收入也大致能维持与其职业相称的体面生活。

当然，各地情况不一样，上海毕竟是大都市，工资和消费自然高于其他地方，不过想要维持一个基本的中产生活，一个月至少得40银元的收入。

那么民国时期的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是如何生活呢？其实大部分对于民国中产阶级的印象，无非就是影视剧里，如《情深深雨蒙蒙》等等，但总归有艺术的加工，无法窥见民国中产阶级的具体生活。

好在中国人有爱记账的习惯，恰好，一份民国的收支薄居然流传下来，从1936~1942年，整整六年，记录了两千多笔收入和支出，而收支薄的主人名叫董士沅，是一个典型的民国中产阶级。

董士沅是民国时期的常州武进人，在安徽古镇符离集担任粮栈的负责人，也就是掌柜。

根据他的记载，其收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基本工资：每月固定发放25元；

过节费（春节、端午、中秋）：每次3-4元；

膳食费：每月16元；

留守：不定时，一年基本一次，一次6-7元；

奖金：年底发放，每年62.5元；

加上其他收入，汇总起来，每个月的平均收入约有46元左右，相当于每日有1.5元的收入。

根据1938年的一份调查，当时南京普通百姓每日的工资约1元左右，虽说董士沅的月工资比他们高不了多少，但董士沅自己还有一些投资、房租和利息收入，林林总总加起来，每个月收入差不多有103元。

这么一对比，董士沅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至少可以维持不错的体面生活。

不过，董士沅上有老，下有小，不能月光，因而他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记载了自己每一笔的收入和开支。

这些账单里，包含了吃喝、交通、娱乐、人情往来，可以说只要是开支，董士沅都会记在账单里，就是这些琐碎的记载，让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的生活。

首先是住的方面，董士沅租的是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根据其记载，其1939年2月之前，每个月租房的费用，每个月4.5元。

吃的方面，在账簿里，记载最多的，自然是吃方面的开销了，作为一个南方人，他的饮食充满了南方的特色。

平常的饮食中，大部分都是鱼、虾、蟹等水产，当然，符离集著名的烧鸡，他自然不会错过，账簿里，对于烧鸡的记载也不少，除此之外，肉、鸡蛋、水果这些食物，也时常是他餐桌上的常客。

而在鱼虾中，他最爱吃的莫过于白鱼和对虾了。

可以说，董士沅在吃的方面，虽然不要求山珍海味，但至少比普通人家要好太多了。

也因此每次回家的时候，董士沅不会回村居住，也不会在村里吃喝，吃住都在城镇上，宁愿每次坐车回去，可以说几乎不吃村里的东西。

出行自然是靠人力车夫了，毕竟是有身份的人，自然不会靠双腿出行。

除了这些开销之外，还有一些娱乐方面的。

董士沅应该是民国初期的人，对于新兴事物不太热衷，也不爱看电影，唯一的爱好就是洗澡、修发和茶馆喝茶。

对于现在的中产阶层来说，医疗、教育，都是一个庞大的支出，而对于民国中产阶层来说，则是医疗和丧葬，这些都是大开支。

因而董士沅的账簿里，也记载立这些开支。

1936年十月十四日，年迈的父亲和二弟吵架后病倒了，家里连忙带着父亲去找了医生许乐山医治。

其中挂号和检查，出医费花了2元，挂号和检查等等花了1元，药费1.5元，这次就诊，花了4.5元，而过了一个星期后，再次喊医生来医治，出医费2元，当然，这些钱都是董士沅出的。

前后两次，就花了6.5元，相当于租房一个月的租费，更相当于月工资的14%，这看病可真不便宜。

可惜两次医治，最终未能挽救父亲的性命，十月三十日，父亲去世，董士沅日夜兼程赶回老家，但依旧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而这，也就涉及到另一个重大开支：丧葬费。

根据记载，民国时期常州丧葬利益和花费都是相当多的，董家是大户人家，丧葬自然排场大，而在账簿上，仅董士沅父亲的葬仪一项，就花了近百元，相当于董士沅两个月的工资了。

当然，这笔钱是董士沅垫付的，事后二弟分四次支付一半费用，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个丧葬费，对于普通人而言的开销到底是多大。

除此之外，账单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记载也颇为有趣。

比如董士沅时常会给一个学徒赏一角钱，只因这个学徒定期给他倒便桶。

而在上街购物的时候，只要稍微重一点，就会雇人替他送回去，倒不是这些货物有多重，纯粹是自己在马路上提着大件物品回去，有失身份。

另外一方面，董士沅还时不时进行捐款买药等等，可以说董士沅的这种情况，很符合一个中产阶级的派头。

中产阶层最大的危机：战争

如果在安稳的时代，董士沅自然可以舒舒服服过完一辈子，但放在民国这个时代，且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代，董士沅的日子，自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华北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不少人纷纷捐资抗日，董士沅亦是如此。

1936年12月2日，董士沅在账簿上留下了一笔支持：捐1.34元支援援绥军抗日。

此后，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董士沅意识到了危机，对于一些不必要的支出，如人力车和雇人的脚力钱少了很多，开始为未来做准备。

1937年7月7日，全面战争爆发，粮栈不得不暂时关闭，董士沅则负责留守粮栈，观望局势，同时在9月7日，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购买了10元的救国公债，相当于将了近五分之一的月工资钱支持国家。

1938年3月7日，日寇连续轰炸宿县，造成大量无辜百姓的伤亡，他前后又捐了15元，可以说在民族危亡面前，董士沅还是相当识大体的，这也是当时大部分国人的爱国举动。

另一方面，武进靠近南京、上海附近，濒临战火，他也揪心在家乡的亲人，因而这段时间内邮寄书信和物资的邮费陡增。

1936年，一年的邮费仅有2.6元，到了1937年是5.1元，到了1938年则陡增到16.37元，这里面固然有战争期间邮费上涨的问题（从0.33元/次涨到0.58元/次），但次数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1938年这一年，董士沅就邮寄了28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可见对亲人情况的着急：

拾一二月份，家用米虽能邮寄，回望里门，不知如何情形，旅人心绪，不言而知。惟有默祷天帝，佑彼妇孺，逢凶化吉也

而在粮栈留守他一年多后，眼睁睁看着日本人越来越严格的粮食管制，开业彻底无望，也意味着他要彻底失业了。

不久，他冒着危险前往位于上海的总部办理手续，然后回到家乡，考虑到火车等交通工具易受敌人攻击，董士沅选择从小路回去。

尽管一路风尘仆仆，但回到老家后，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现在去镇上居住了一晚，买了一些礼品，第二天才回到家中，活脱脱一个节俭又十分爱面子的形象。

只是没了固定收入，董士沅不得不考虑日后的生活问题。

1940年夏，他将自己的宅子装修一番后以16元的价格租了出去，带着全家出去租小房子居住。

一开始房租只有4.5元，随后涨价到6元左右，但不管如何，一来一去，还是赚了10元差价的，这些钱虽然不多，但足以改善自家生活了，除此之外，董士沅还卖卖字画，家里还有一些地租，足够一大家子生活了。

但想要维持之前的生活，显然不可能的，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吃的方面。

战前董士沅可是顿顿吃肉的，但战争爆发后，他购买的食物远远没有之前那么丰富的，而且一次性都是大量购买，如花了9元5角买了一担米。

至于常吃的水果也很少买了，就连最爱的洗澡、修发等活动，也明显减少了许多。

而下乡收租的时候，吃的也是简单的馒头和咸菜以及开水等等，远远不如之前下乡吃的。

除此之外，董士沅账簿在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新的开销，即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取的各种苛捐杂税，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良民证，办理一张就得1.2元。

或许感觉人生的不顺，在家乡的日子，董士沅似乎迷上了看相和看风水，账簿里记载了不少请人看相的支出记录，一次算命就得5角钱，可比2角一次的修发贵多了，这一时期的董士沅开始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佛。

与从同时，董士沅又购买了许多书籍，既有西方著作，亦有传统的文史作品，还有《命理探源》等算命读物，这些购买记录，也被董士沅记载在账簿里。

对比战前生活，简直天差地别，可以说战争才是中产阶层的最大危机。

董士沅最后一笔账簿记载是1942年2月，至于原因，要么身死，要么某种原因无法记载，但所幸，他的这些记载，让我们得以窥见抗战前后，一个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