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东北成为各方瞩目和争夺的焦点，这里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还有日军留下的兵工厂和大量武器弹药。

关键时候，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提出，调10万大军进军东北。

在此之前，鉴于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有效制止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中央已提出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并决定派部队到东北。但派10万人这样多的部队，还是黄克诚首先提出的。

这一战略决策成为我军夺取东北的重要步骤和有力措施，正是由于我党领导的10万大军开赴东北，东北局面得以迅速控制，进而奠定了我军立足东北、赢得未来战争的基础。

1945年9月23日，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3.5万人千里挺进东北，经两个月日夜兼程，取道山东、河北、热河，长途跋涉，终于11月2日抵达锦西地区。

另一边，从1945年10月至11月初，国民党军借助美国的飞机、兵舰，从华南、越南等地向东北大量调兵遣将。

11月1日，国民党13军、52军由美舰运至秦皇岛，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指挥下，凭借其精良装备和炮空优势，向我山海关守军发起进攻。

我军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因装备落后，再加上敌强我弱形势明显，到11月26日，刚刚解放的山海关和锦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沿北宁线向沈阳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及时向上级致电，说明我军进驻东北后面临的“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由于东北百姓听信国民党宣传，正统观念浓厚导致）、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问题，这使得部队士气大受影响，再加上土匪侵袭，进入东北我军几乎陷入赤手空拳的窘境。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黄克诚率部开赴东北前便坚持一要武装齐备，二要棉衣充足，新四军三师成为进入东北我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也难怪此前新四军陈毅会说，黄克诚虽然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却是千里眼，千里以外的大事他都能看得很清楚了。

不过鉴于东北的严峻形势，黄克诚盱衡全局，还是建议，进军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暂时不在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上作战，而以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建立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作长期斗争准备。

这一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11月28日，《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下达，为最后夺取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根据指示，东北我军主力部队四分之三，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任务。

1946年后，黄克诚领导新四军三师创建西满根据地。同年3月，黄克诚调集三师主力，相继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取得一系列胜利，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建设，并使得部队“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不成问题”，还给了部队非常有利的休整和补充时机。

不过随后，我军在四平保卫战中失利，不得不被迫放弃四平后撤。东北暂时休战。

一直到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东北黑土地上，黄克诚率部和其他兄弟部队一道参加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先南后北”的战略进攻，并使自己很快转入战略反攻。

以后经过1947年夏季、秋季和冬季三个战略攻势作战，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和压缩到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的大城市，造成了逐个被歼灭的有利态势。

期间，黄克诚在完成建立西满根据地的任务后，调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

1948年4月，为了准备攻打锦州，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前工作，黄克诚又调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同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11月2日，沈阳解放，标志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

此后，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渐渐明朗，出于跨地域作战的需要和军队规模的扩大，中央军委下达了有关各野战军番号由地区改按序数排列的指示。

其中，号称百万雄狮的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并正式实行兵团编制，下辖第12、第13、第14、第15四大兵团，每个兵团由3个军组成，每个军下辖4个师，兵力都在15万到20万人之间。兵团的组建，标志着四野从纵队制向兵团制转变，部队指挥效能和作战能力都将大大增强。

不过当四大兵团的司令员名单公布，人们却发现，首先提出“调10万大军进军东北”，且在关键时刻力陈东北困境和长期斗争战略主张的黄克诚竟不在其中。

名单中，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由萧劲光担任，第13兵团司令员由程子华担任，第14兵团司令员由刘亚楼担任，第15兵团司令员由邓华担任。

其中，萧劲光的资历最高，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大将军衔，程子华因去到地方工作，未参与授衔，刘亚楼和邓华则都被授予上将军衔。

而黄克诚同萧劲光一样，被授予的是大将军衔，从这点来看，黄克诚未能出现在四野四大兵团司令员名单中，同资历没有关系，那这究竟是为何呢？

原来，就在辽沈战役结束后不久，黄克诚即接到一项新的任职，这一任职由毛主席亲自点将，同时成为了他的人生分水岭。

彼时，东北野战军自辽沈战役结束后，原本正在休整，国民党方面当时判断东野需经3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

结果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发展，中央军委判断位于平津地区的蒋系部队向南撤退的可能性增大，当即调整了战力部署，令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迅速入关，在华北军区主力协同下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而平津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收官之战，重要目标便是解放北平和天津这两大城市。

其中，天津，作为华北第二大城市，由于紧邻首都，分担了首都部分的功能，存在着中国国别最多的外国租界，经济地理又决定了这座工商业大城市是华北地区的经济龙头。

但处在帝国、封建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天津的发展又是畸形的，当时天津的人口已经有180万，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对派疯狂掠夺，天津工业生产凋敝至极，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在这样的情形下，届时派谁接管天津，主掌天津局势，成为毛主席在派东野入关之时便开始提前考虑的问题。

最终，毛主席将目光放到了黄克诚身上。在毛主席心中，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要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天津军管会的工作，才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而黄克诚便是这个最佳人选。

黄克诚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湘南起义，是位长期在军队做政治工作的老红军，沉稳老练，一贯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又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

11月20日，中央即指示东北局：“……请黄克诚以尽快速度结束工作，率干部随东北野战军南下，黄并准备担任天津军管会主任兼天津市委书记。”

12月13日，黄克诚即被中央正式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官会主任，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黄克诚率军管会干部进城，由于军管会的干部大部分长期在农村工作，对城市，尤其是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比较陌生，黄克诚在入城前特别强调了纪律。

一连七个“不准”，诸如不准独断专行，不准擅自行动，不准乱说乱做，不准腐化贪污，短期内不准换衣服，抓物资，不准游荡玩耍，不准官僚习气，牢记李自成进城后因蜕化而失败的历史教训等等，对接管干部的工作起到了规范作用。

随后，1949年1月16日一大早，天津发布《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天津市人民政府布告》，宣告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所有军管干部到位，即开始实行军官会提前据天津地下党情制订的具体接管计划，在自上而下的紧张工作中，天津社会秩序和工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

当时和黄克诚一起负责天津接管工作的还有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黄敬，以及天津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黄火青，由于3人十分巧合地都姓“黄”，当时一众干部还戏称天津是“三黄治市”，由此留下一段佳话。

如此，黄克诚果然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出色完成了对天津的接管及初建工作，取得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

于是在天津工作半年后，1949年5月，在黄克诚向毛主席汇报了天津建设情况后，紧接着即被毛主席再度点将，接受了主政湖南党政军工作的新任务。

黄克诚和毛主席都是湖南老乡，继接管天津后，毛主席第二次点将，是要黄克诚主政湖南，由此也足见毛主席对他的信任。

此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主政3年，在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同时，完成了剿匪、土改、支援抗美援朝、消灭封建势力等一系列工作，使一个崭新的湖南现于人前。

黄克诚因此成为新湖南的奠基人之一。而正当黄克诚意气风发，准备继续带领家乡人民奋斗若干年，为建设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之际，毛主席第三次点将黄克诚。

1952年10月，接中央电令，黄克诚奉调进京，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到1954年，黄克诚又陆续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不再主持总后工作，但一直到1957年，后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向他汇报。

1955年，人民解放军大授衔，黄克诚被授予大将军衔，1958年，黄克诚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这期间，他不但协助彭老总制定编写了人民解放军各项条例、政策，大刀阔斧地对军队进行精简整编改革，还参与指挥了1953年对金门国民党进犯东山岛的打击，1958年炮击金门，并直接领导了“两弹”基地试验场的选址和初建工作，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在1959年，黄克诚遭受错误指责，不幸失去了工作。1965年，赋闲6年之久的黄克诚要求做点工作，毛主席决定他到山西任副省长。

到山西后，黄克诚担任了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开始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非常岁月。

这期间，尽管周身还笼罩着阴影，但黄克诚对工作的热情很高，年过花甲的他经常拄根棍子，步行下乡，深入农村，调查走访。

当地干部回忆起来：“黄老在山西一年多，大部分时间在县以下跑，我们到太原开会很少看到他。我到省委工作后，听到许多人对他的议论。他那么大年龄，资格那么老，受了那么长时间的委屈，降职使用，仍斗志不减，作风不变，我们这些省地领导干部谈起他来，无不表示敬佩。”

只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段风雨岁月中，黄克诚未能幸免。1975年，黄克诚回到山西，但工作还未落实。

1976年年底，因眼疾复发，黄克诚前往北京入院治疗，不到一年后，他的眼睛痛、涩症状得到缓解，但右眼已经无法复明，左眼仅保有微弱视力。

快出院时，黄克诚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回山西，却突然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不用回山西了！

中央组织部安排他住进了招待所，并给了他一张人民大会堂建军节庆祝活动的请柬。

这时，黄克诚已经时隔18年没有参加过人民大会堂的任何工作了，这一天，黄克诚特意找出了自己的旧军装，穿戴整齐，尽管没有肩章，却显示出一种尊严和威严。

不久，1977年11月25日，黄克诚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黄克诚被请出山，担任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1980年年初，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黄克诚作长篇讲话，谈到有关纪检干部的选拔和培养话题，他说：

“纪检干部要像保健护士……（但）如果我们的同志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都没有，怎么能设想他能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同‘大老虎’作斗争呢？怎么能够做好党的保健护士呢？党把我们放到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岗位上，我们就必须负起责任，干好，将个人利害置之度外，绝不能像混世魔王一样，马马虎虎，昏天黑地地混！”

这一席话，赢得了会场内雷鸣般的掌声。讲话最后，他又用十分风趣的话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说：“像我这样，眼睛连面前的杯子都看不见，不知道哪天就会‘翘辫子’哩，如果不及时选拔年轻干部上来，怎么行？”

1982年，黄克诚后再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坚持为新时期纪检工作做出了最后的贡献。

1985年，多病缠身的黄克诚向中央提交了退休报告，并得到了批准。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自此走完了勋劳卓著、德高望重的革命一生。

如今斯人已逝，但在漫长而艰难的革命岁月里，黄老坚持真理，刚正直言，历经劫难，忠贞不渝的精神和事迹，势必与青史共存，永远铭刻在令后世心中。

素材来源：

[1]吴永胜.“三黄”在天津[J].党史纵横,2004,(02):27.

[2]刘小清.“调10万大军进军东北”的建议是谁先提出的?[J].党史纵横,1989,(05):9.

[3]王卫东.黄克诚对进军东北的贡献[J].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05):50-52.

[4]任振杰,倪秀丽.敢向苍天问“几何”的共和国大将黄克诚[J].党史博采(纪实),2012,(05):2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