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就在清朝南下的时候，远离中原的云南也爆发了一场大乱。

事情的起因是武定土司吾必奎不满沐府内臣于锡朋的欺压，率众叛乱，打算取代黔国公沐府的统治。

叛乱之初，叛军一路攻克多个府镇，当时的黔国公是沐天波，得知吾必奎叛乱，急忙下令调集包括蒙自土司沙定洲在内的多个土司前去平叛。

孙可望是明清交替时期，内政最强的人

仅仅一个月，吾必奎叛军就被击溃，吾必奎见大势已去，选择了自刎。

只是叛乱结束后，沙定洲等人却滞留昆明不去，沐天波以为他们是迷恋昆明繁华，想要多待一段时间，不仅没有下令让他们走，反而多次在府内设宴招待。

沐天波的好意，反而激起了沙定洲的贪心，尤其是沐府二百多年积累的财富。

恰好此时沐天波又害怕张献忠南下进入云南，安排协同巡抚吴兆元带领大军驻守滇北，一时间，昆明的守备力量薄弱，给了沙定洲等人可乘之机。

十二月初一日，部署好的沙定洲以以告辞为名，带领士卒攻入黔国公府。

沐天波仓促之间，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慌乱之中，抛弃了妻儿老小，在几位心腹的护卫下逃亡了西宁，而后在石屏土司龙在田和宁州土司禄永命的护卫下，来到了楚雄。

恰好楚雄有金沧兵备道杨畏知镇守，暂时得以安顿下来。

另一边，沙定洲很快入主昆明后，得知沐天波逃亡了楚雄，沙定洲立即派兵攻打，然而却多次被杨畏知击败，无奈之下，就攻打其他地方。

很快，除了楚雄，云南各地都被沙定洲夺取，而他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沐天波所在的楚雄了。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亲自率兵前往楚雄，岌岌可危下，龙在田想到了张献忠的余部。

此时张献忠已死，余部孙可望、李定国在清军围剿下，东奔西跑，恰好，龙在田还是张献忠的义父，有了这层关系，龙在田派人邀请孙可望入滇，帮助他平定沙定洲。

此时孙可望正缺地盘的，得知这个消息后，喜出望外，但大西军毕竟在明面上和明军还是敌人，如何绕过这个点呢？

眼看孙可望犹豫，龙在田表示，这都不是问题，可以假装是沐府的外戚，只要平了沙定洲，一切都好说。

就这样孙可望开心地带着大西军入滇了。

大西军连年征战，加上还有李定国这样的将领，很快就赶走了沙定洲，接下来就是得考虑如何留下的问题了。

如今，大西军的仇人是清军，沐府作为明朝属官，如今清朝已经夺得大部分明土，成为他们首要敌人，有了共同仇敌的孙可望很顺利地和沐天波、杨畏知进行了谈判。

经过一番商谈后，孙可望表示可以放弃大西的年号，暂用干支纪年，算是表达了合作的意望。

至于沐天波等人也表示没有问题，毕竟沙定洲还在，平定沙定洲再说。

成功占据云南

当年十月，沙定洲被擒，然后押送到昆明斩首，接下来就是权力分配的问题了。

说实话，沙定洲是孙可望等人平定的，拳头大，也比较硬气，当然，靠拳头只能保一时而不能保一世，为了争取云南的官绅和地方土司的支持，孙可望正式宣布废除大西的年号，相当于和明朝官绅一起恢复大明江山。

至于到底谁领导，此前张献忠死后，孙可望建立了四将军制，其中孙可望称国主，其余三人称王，其中，孙可望作为大哥，执掌军政，因而到了云南这里，继续延续这个政策。

至于明朝官绅呢？亦如从前，沐天波依旧当他的黔国公，其余明朝官绅依旧在原位上。

掌权问题暂时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吃饭问题了。

说实话，经过沙定洲之乱，云南本就不富裕的地方更是雪上加霜。

此前沙定洲叛乱的时候，到处屠戮，仅昆明一地，就死伤三十万人之多，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饥馑病疫，死者八九

而战乱之后，则是民不聊生，“民掘草木以食”、“饥馑病疫，死者八九”、“天灾流行，十死五六，病者枕藉相望，棺木殆尽，死者尽以席裹，埋之荒郊为厚幸”，可以说就是一个烂摊子。

孙可望倒也不怕，打算在这里好好治理，为日后恢复江山，打造出一个最强的基地。

当然，想要治理，首先就得刷新吏治，明末那个年代，贪官污吏横行，上瞒下欺，政令无法通达。

掌权之后的孙可望借着大胜之威，惩治了一帮贪官污吏，该杀的杀，该奖励的奖励，靠雷厉风行的手段，官场很快为之一清。

有了这个基础，孙可望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且是最为核心的土地问题。

明末时期，云南的农田分为民田、土司庄田、寺院庄田、屯庄和勋庄等五种土地类型，而掌握土地最多的就是沐氏。

云南梯田

沐氏在云南两百多年，且是“开门节度，闭门天子”的土皇帝，其地位远超其他亲王，在这个基础上，朝廷承认沐氏可以对“钦赐”和“投献”的土地拥有额外权力。

换言之，沐氏控制的这些土地，仅仅需要交纳一点点田赋即可，相当于为沐氏土地兼并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到了明末的时候，沐氏控制的屯庄、勋庄和其他土地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亩，相当于当时云南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剩下的，又大部分是土司庄田和寺庙庄田。

而这土司和沐氏是如何管理土地呢？其实就是最为原始的领主农奴制甚至于奴隶制的形态，这种原始的土地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云南的经济发展，以至于到了明末之后，云南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经过沙定洲之乱后，云南的经济开始大幅度退步，甚至趋于崩溃。

云南本是金银矿丰富的省份，在明朝时期也得到了大量的开发，但到了明末的时候，云南已经和退步到开始使用了“贝币”的地步。

在其他身份开始“改土归流”的时候，云南只能“改流为土”，只有这样，才能维系统治。

如果不摧毁和改变这种落后的领主农奴制，云南的经济问题势必更糟糕，而且矛盾已经高度激化了。

要知道，得知孙可望带着大军入滇，此前从沐氏勋庄逃上山的人纷纷下山，就连著名的“鲁魁山寇”也自发的为大西军维持地方治安。

如此一来，有了民意基础的孙可望决定，彻底改变现在的局面，毕竟如果不解决，孙可望这些人是没法站稳脚跟的。

顺治四年（1647年）五月，孙可望下令，将将云南府属军民田地分为营庄，各设管庄一人。

什么是营庄呢？说白了就是明朝的“皇庄”的俗称，此前营庄都是云南农奴主和地主的私有土地，孙可望就将这些土地没收为营庄。

而后则规定，安排管庄负责管理，替代地主们直接管理土地，当然，不是纯没收，而是从耕作营庄的佃农手上征收一半的粮食，而管庄则在这些征收的粮食里拿出一成给地主们，剩下的则当做军粮。

这就是营庄制，本质上就是分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使用权，既避免了地主对佃农更深层次的经济剥削，也客观上降低了佃农负担，同时也提高了官府的收入。

这种制度其实是符合当时的需求的。

毕竟没收后，还是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权益的，也承认他们对收益的享用，他们的利益还是得到保障的，只不过这种享用只是间接获取的，不能直接向佃农收租，更无法直接过问土地经营。

对于孙可望的大西军来说，此前都是向地主们征收粮食的，不仅费时间，而且会遭到抵制，如今先入库，后分给地主，保证了粮食的征收效率。

而对于佃农来说，自己还能获得土地一半的收益，税率远比此前上缴给地主和官府的少很多，且多耕作，留下的就越多，积极性自然越高。

而佃农的积极性越高，反过来地主和官府获得的越来越多，属于正反馈了。

可以说营庄制一方面承认地主对土地的私有制的认可，另一方面又干涉地主对土地的干预和深层次的剥削，甚至远超过富裕的江南佃制。

至此，原始的领主农奴制迅速崩溃，云南被束缚的耕田潜力彻底被爆发了，为此后云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除了设立营庄制外，孙可望还下令，立即招抚逃荒的百姓回家务农，没有种子和耕牛的，官方可以先贷给他们。

而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孙可望还不断向云南腹地进行移民，保证土地可以得到有效的耕作。

只不过和内地相比，云南的地形复杂，气候条件也不如中原，农业条件算是比较恶劣的。

为此，孙可望又主持兴建水利设施，打算通过人力来改变云南农业条件先天性的不足。

短短几年，孙可望先后疏通了昆阳境内的海口、澄江的西宕泉水利工程、剑海治理工程等等。

要知道，此时各地还在进行抗清战争，孙可望一边整顿兵事，一边还要发动人力进行水利工程，困难可想而知，根据《重修法明寺碑记》记载，很多工程其实都是大西军完成的（不妨农务，借力新兵）。

至此，在孙可望的一番治理下，云南的农业得到了快速的恢复，甚至远超之前。

耕田对比

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可以对比明末和清除云南的农业耕田发展，大部分地区都是减少的，偶有省份耕地面积增加，但增加幅度远远不如云南和贵州。

而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的发展，全赖孙可望以及大西军民。

顺治五年（1648年），云南粮食大丰收，孙可望下令“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

除此之外，孙可望借助营庄制，强力推行崇俭抑奢的“农民诸禁”，并且改革了贝币，铸造了"兴朝通宝"，便于民间的商品交流。

兴朝通宝

在农业得到发展的同时，孙可望又鼓励民间开矿，尤其是井盐，通过这一系列的政策下去，让云南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当时米价一度达到一石七钱而已，更让云南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物资基地。

顺治六年（1649年），云南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孙可望立即解除了“农民诸禁”，并在元宵节当天，允许官民放花灯。

大放花灯，四门唱戏，大酺三日，金吾不禁，百姓男妇入城观玩者如赴市然

这样的场景，甚至有大明承平盛世的景象，而听闻云南如此富饶，不少人纷纷前往云南，很多笔记文章记载“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就连富裕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的话语。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大西军和永历朝廷合流后不久，内讧频频，最终爆发了激烈内战，孙可望不敌李定国，选择投奔清廷。

顺治十四年（1657年），随着孙可望的出走，李定国立即通过“清田驰禁“，相当于完全废除了营庄制。

李定国和孙可望

而没了孙可望的内政支持，南明无力抵挡清军的进攻。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入云南，但即便如此，云南依旧处于“粮草山积”、“钱粮有余”的状态。

然而清军和此后的吴三桂只知掠夺而不知治理，给本来全面发展的云南农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原本安居乐业的云南民众，立即陷入“百姓逃窜，谷穗遗弃于田地，稻粮飘散于风雨，所以丰稔之年转而为饥馑之岁”的境地。

更让云南的米价，从清军入滇的一石十二两上涨到一石一百两的地步。

就连后来的清军云贵总督赵廷臣也说，云南田地的荒芜，始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的春夏。

但即便如此，吴三桂依旧靠着云南发动叛乱，一度占据半壁江山，可以说吴三桂初期能够如此顺利，就有孙可望当年经营的功劳。

说实话，孙可望人品是有瑕疵，私德也成问题，但就其内政和治理上的能力，明清交替这段时间内，没人能赶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