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即汉朝时期，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汉朝（前202—220年 ）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因尚火德故称为炎汉 ，又因皇室姓刘而被称为刘汉 。

思想介绍

因此，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而自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春秋》三传之争。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政策重心

汉武帝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公羊》家“《春秋》决狱”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汉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西汉中期之儒术，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但它毕竟介入了“汉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与“霸道”相杂，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然而西汉中期，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异治”说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

政治文化

东汉是西汉的继续，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亦即《公羊》家所阐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阳，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家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受其影响，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兴起严猛苛刻之风，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儒学士大夫集团对《春秋》三家之学，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使《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在《公羊》学的影响下，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对外坚持“务广德”，反对“务广地”，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均输等制，但很快又废除了。坚持《公羊》家的太平标准、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强调“以义正我”的“以德化民”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

属于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名人

有华佗、张衡、董仲舒、魏伯阳、张角等。

华佗。

华佗（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

张衡。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人。东汉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文学家，蜀郡太守张堪的孙子。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省景县广川大董故庄村）人，西汉哲学家。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深得汉武帝的赞赏。

魏伯阳

东汉时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名翱、号伯阳，又号称牙子。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记载，出身望族，喜修炼丹术道法。 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五相类》，杂揉《易》学、黄老之说。

张角

东汉末太平道的创立者。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奉黄老道和《太平经》，以符水咒法为人疗病。 熹平年间，张角创立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