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典章制度中，有很多关于奖赏方面的内容，所涵盖的面也很广。生前有封爵加官加衔、承荫封赠、冠服奖赏、赐号、绘功臣图像等；死后有祭葬立碑、赠衔易名、史馆立传等等。

不夸张地说，只要是做到了尚书、侍郎这一级别，随之而来的就会有很多荣誉加身。不过对于异姓贵族大臣而言，所有奖赏中，只有四个荣誉最为稀缺，且有清一代能获此四项殊荣的也极少。

从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来看，凡是异姓封王者大多结局不佳。不过在王朝开国初期，统治者加封异姓王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

清入关之前，人口单薄经济落后，仅仅凭借军事力量是无法与大明王朝相抗衡的。皇太极作为一个富有谋略的帝王，清楚地意识到只有拉拢汉人尤其是威望很高的明朝将领，才能充实自己的实力。

天聪年间，辽东地区著名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来归，和此前的洪承畴、祖大寿两人不同，他们三人归降时带来了他们带来了数万兵丁，战船，以及后金最缺乏的火器技术，使得八旗战力得到迅速提升。

这份嫁妆让皇太极有能力与明朝面对面展开一场对等的炮战，使得后金政权具备了先进的火器制造能力。

崇德元年，皇太极改元称帝国号大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因功晋封为恭顺王、怀顺王、智顺王，即史料中所称的“三顺王”。顺治六年，孔有德改封定南王，耿仲明改封靖南王，尚可喜改封平南王。

入关之后，汉人贵族中吴三桂、孙可望两人在平定中原的过程中，为大清立下了汗马功劳。顺治十四年封孙可望为义王；康熙元年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至此，清初时期，一共涌现出了五个实封异姓王。

康熙帝平定三藩之后，鉴于异姓王难以驾驭，决定此后不再实封异姓为王。有清一代，除了以上五个实封异姓王外，尚有武勋王扬古利，加多罗郡王衔黄芳度，赠郡王衔傅恒，追封嘉勇郡王福康安。

也就是说整个清代，实封、追封、赠王爵者加起来总共才9个人（这里指的是王爵，如果算上他们的后代则有15人）。可以说异姓封王在所有荣誉中含金量最高。

太庙是供奉祖宗的地方，按例只有列圣、列后才有资格进入太庙的殿堂。但是历朝统治者为了褒奖有功大臣，也会让个别的异姓大臣配享太庙。

封建社会最重礼制，每年大祭皇帝都会亲率宗室王公、文武大臣祭拜太庙。凡是能进入太庙的异姓大臣，皇帝照例也会上一炷香。在君权至上的专制时代，皇帝祭拜大臣可是天大的荣誉。

清代配享太庙的异姓大臣只有十三人，按照清代十二帝计算，就是每一朝大概只有一个人能享受配享太庙的荣誉。且他们的家族都与皇室都有联姻。所以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张廷玉，就显得有点孤单。

太师在古代官阶制度中，始终处于金字塔顶端，与太傅、太保并称“三公”。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获得太师称号的加在一起也不超过50个人，这份荣誉一般人极难获得。

明代时太师一般授予勋臣，从明代11个太师获得者来看，仅有张居正一人不是勋贵。清代对太师的赐予更为吝啬，关外时期因官制不成熟，并无三公称号。

入关之后从顺治朝一直到宣统朝的两百多年时间中，荣获太师称号的仅有鳌拜、遏必隆、顾八代、杜受田4人，可以说太师的头衔是极为稀缺。

不过四个太师中，鳌拜、遏必隆两人属于生前获封，但是康熙亲政以后，他们的太师头衔被夺。并且康熙皇帝有明诏，规定此后太师不授予在世之大臣，只能以死后追封的形式赐予。

不仅仅是太师，就连太傅、太保皇帝也不轻易赐给臣下，整个清代，获得太傅、太保头衔的也才24个人。故而为人臣者不管功劳有多大，对皇帝有多忠心，他们都不敢奢望自己死后能获得太师的荣誉。

清代官场上素有“生晋太傅，死谥文忠”之语，意思就是说作为人臣，生前能够获得太傅，死后能赐谥文忠，基本上就是天花板了，至于文正则不敢奢求。

按照清代的谥法制度，大臣死后由内阁、礼部题清赐谥，基本原则是按照本人生前的功绩和人品官声，给出一个适当的谥号。

本来以文开头的谥号就有很高的门槛，规定必须是翰林出身或者是非翰林出身但生前曾担任过大学士。而文正谥号门槛更高，必须是皇帝特旨赐予，内阁和礼部无权拟定。

尽管说清代的八个文正公中，个别人其实是名不副实的，但是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十分亲近，诸如曹振镛、杜受田之流，本人对国家并无太多的贡献。

但是官场中对文正十分看重，也是证明自己被皇帝信任的一个重要依据。抛开其他不问，仅就数量而言，赐谥文正实属难得之殊遇。

除了以上四个荣誉之外，还有赏戴三眼花翎、赐四团龙补服也较为稀缺，但是这些多为冠服奖赏，锦上添花的意义更多，不会给政治地位带来多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