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毛泽东提名我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
中共召开“七大”前夕，我和陈正人同志在位于延安飞机场附近的一座破旧小院休养小院门前有一棵槐树，院外附近有老百姓的几棵桃树。我和陈正人都患有肺结核，在延安找个有树的地方休养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小院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生产人员的驻地。当时我在联防军政治部工作，陈正人在西北局工作。我们经过联系，他们同意让给我们几个窑洞。
我们在此休养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真、罗瑞卿、谭政、陶铸、曾志、张际春、陈光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过我们。毛主席来时，陈珉高兴得不知用什么来招待。她虽然在抗大学习、工作时多次见过毛主席，听过毛主席讲课和作报告，但面对面见到毛主席和毛主席讲话还是第一次。她跑到院外买来桃子招待主席，她唯恐桃子不卫生，用开水洗后又削皮。但陈正人的小儿子很调皮，陈珉削一个，他就抢一个，一连削了几个都被他抢走。毛主席只顾与我们谈话，也没吃。
一天晚饭后，我和陈正人在散步，他忽然问我:“欧阳，你身体怎么样?七大会能不能出席?’’
我一愣，便说:“我又不是代表，怎么谈得上出席呢?”
他惊奇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会不是代表呢?”
我就把在抗大受委屈和选举“七大”代表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
陈正人对我了解，跟毛泽东更熟，过去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给他写信都称“正人兄”他为我打抱不平，去找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当即提议我为“七大”正式代表，请边区政府补选。后来，又陆续发现有郭化若、吴满有等10位漏选的人士，便决定连我一起作为候补代表在边区政府补选参加“七大”
1945年开“七大”会的时候，我虽然不是正式代表，但李富春把我安排住在杨家岭，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领导人这些代表住在一起，同桌吃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安排，是体现党对一个备受委屈、身体遭到摧残的同志的关怀。这就是延安的作风，延安的精神，只有伟大的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才能做到。党给予我的安慰和关怀，我深受感动，终生难忘
中共“七大”会议于1945年4月23日在杨家岭中央礼堂隆重开幕。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个标语体现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当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带着120万党员的重托走人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着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会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第二天，毛泽东向‘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由于执行两条不同指导路线而取得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指出这两条道路的争论“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报告的中心是阐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书面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的提出，对自觉地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还鼓舞人心地说“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朱德和刘少奇分别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是“七大”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果。
“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选不选;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即各个山头:三、是否有完全的知识才能当选。
毛泽东提出:对犯过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对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的人，就要选选举中还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也就是要照顾到各个山头。对于中央委员不一定要求每个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方面或几方面的知识就行了。
经过反复酝酿，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圆满结束。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闭幕词他高度评价七大的历史性作用，说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的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无条件投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提前出兵中国东北。
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日本投降了!”延安城内外一片欢腾，边区人民沉浸在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
十三、住进国际和平医院
整风学习后期，我的身体非常不好，每天低烧，组织上批准我住和平医院治疗。医院住地在刘万家沟。谭政给医院领导人的任务是: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经过检查，低烧的原因是肺病在发作中。医院医药缺乏，没有特效药治疗，要我整日卧床休息。
陈氓于1943年生孩子后，身体也很坏、心脏病，高血压和神经衰弱。小孩没奶吃，又没人照顾，搞得我们很狼狈，只好从总政军法处找一个开过小差的战士帮忙照顾。
我们从前方回延安后，身体一直未康复，主要是医药缺乏和营养不良。
1941年陕甘宁边区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响，并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内又遭受了严重的早、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干部有几年都没有发津贴了，其生活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从前方回来的病人，困难更大。当时，我们一切生活用具都缺乏，甚至连吃饭的碗也没有多余的(每人只有一个碗和一个杯子)。每夭警卫员从食堂吃完饭后，给我打饭时，还用他的碗给我带饭.这位警卫员当时发现有肺病，我的肺病是否与此有关，就很难说了
我们在和平医院住了儿个月，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就搬到了飞机场附近住，图的是这里有几棵树，空气好些口这时，延安开展生产运动，军民生活稍有提高，总政规定我养病的生活费实报实销。但是.我们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伙食改善不大。
日本投降之后，延安的干部纷纷出发，到各解放区去工作。我们也跃跃欲动。开始准备到东北去。后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要我到山东工作。我们立即收拾东西，准备出发。但仅仅准备了一下东西，病又加重了。陈珉剪裁了报上一些重要的文章，就倒下了，每天发烧、吐血。她本来是心脏病，这时又染上了肺病。这样，前方也就去不成了，只好安心养病。
谭政等领导同志来看我们，检查我们的伙食，发现我们的伙食太差，规定实报实销，实际上比在职干部的生活标准还低。这样，谭政就决定我们搬到柳树店和平医院干部病房(卫生部也在柳树店)。这里有几间石窑洞，徐向前、周士第等人都住在这里。生活比我们单独住好些，看病也很方便。我们的病就逐渐在恢复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