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简文帝所编纂的类书体裁之《法宝联壁》达二百二十卷，梁元帝时虞孝敬创作的《内典博要》计三十卷（见于《唐志》，然而《南史》称乃梁元帝所作）；另外，萧梁时期的《经律异相》以及赵宋时期的《大宋僧史略》，皆为皇帝敕令僧人所编撰的佛教类书。
篡集体大致可划分为三类。其一为集佛教典籍，诸如齐竞陵王萧子良抄录佛经数十部，皆对原文予以精简，并附上问论；隋朝陆彦师、薛道衡与沙门彦琮曾携手纂集《内典文会集》。其二是汇集中国人阐释佛理的论文。刘宋明帝敕令中书侍郎陆澄纂集《法集》，收纳汉末至刘宋时的佛教著作，总计 103 卷。其三为纂集碑铭，例如梁元帝所集的《内典碑铭集林》三十卷，《金楼子》载有其序（见于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所辑）。
文人士大夫所撰写的语录体佛教史籍相对较少。《四库全书》中收录有宋代晁迥的《道院集要》《法藏碎金录》，《四库》存目中有晁迥的《迦谈》。清雍正皇帝自号圆明居士，其亲自编撰了一部《御选语录》19 卷。前十一卷乃是起自东晋僧肇至清初通诱的语录，第 12 卷为雍正身为亲王时的语录，第 14 至 18 卷为历代禅师语录。佛教入门书及辞典的编撰亦是文人士大夫佛教著述方面的重要工作。明代陈完学编的《大藏一览》，将藏经大要录为一书，实则为阅读《大藏经》的入门参考书（《四库全书》入存目）。唐代李师政的《法门名义集》专门阐释佛家名相；继作且精要者为近代熊十力的《佛家名相通释》。综合性佛学辞典主要有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
孙绰乃东晋士族中极具影响力的名士，笃信佛教，与名僧竺道潜、支遁等人皆有往来。其著有《名德沙门论目（一作题目）》，现已散佚，不过《高僧传》和《世说新语》及其注留存了部分内容。现存内容皆为对两晋名僧的评论，涵盖道安、道一、于法开、竺法汰、支愍度等人。其所著的《道贤论》将两晋七位僧人比作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把竺法护比作山涛，竺法乘比作王戎，帛远比作嵇康，竺道潜比作刘伶，支遁比作向秀，于法兰比作阮籍，于道邃比作阮咸；认为他们皆为高雅脱俗、超凡绝伦之人。
自汉末至魏晋南朝，众人皆好品评人物，受世风影响，当时的僧人亦难以脱离被品评的范畴。隋代翻经学士刘凭所撰写的《内外旁通比较数法》一卷，乃是专门论述梵汉“数法比例”翻译的书籍。至于其戒律方面，有南朝齐萧子良的《净住子》、梁武帝的《净业赋》《断酒肉文》（四首）以及《梁皇仟法》。而关于持斋及行忏所创作的斋文仟文，《广弘明集》中记载众多，在此不再赘述。
历代僧俗多存有关鬼神的记载，此亦受佛教之影响。此类著作繁多。以下仅列举东晋南北朝及隋唐文人士大夫所作与佛教相关者。这些书籍大多讲述善恶因果报应之“事实”，故而鲁迅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略》中将其称作“释氏辅教之书”，现今多称之为“志怪”。
东晋南北朝主要有：干宝之《搜神记》（《隋志》《唐志》皆有著录）；陶渊明之《搜神后记》（《隋志》予以著录，《高僧传》序称之为《搜神录》）；刘义庆之《幽明录》（《隋志》《唐志》均有著录，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存有辑本）以及《宜验记》（《高僧传》序言提及此书，唐宋类书多有引用）；王琰之《冥祥记》（《高僧传》序言提及此书）；朱君台之《征应传》（《高僧传》序言提及此书）；王延秀之《感应传》（《隋志》《唐志》皆有著录）；陆杲之《观音应验记》《观音感应传》（见于《续高僧传・法力传》）及《系观音感应记》（《唐志》著录）；王曼颖之《续冥祥记》；颜之推之《冤魂志》（《唐志》著录）；刘沇之《因果记》（《唐志》著录）。
隋代主要有：侯白（君素）之《旌异传》（《唐志》著录）；王劭之《仁寿舍利瑞记》（今尚存，载于《广弘明集》）以及《灵异志》（唐《内典录》著录）。
唐代主要有：唐临之《冥报记》（现存，《法苑珠林》著录）；郎元休之《冥报拾遗》（《法苑珠林》著录）；宋谷之《法华三昧灵验传》（《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著录）；段成式之《金刚经鸠异》（现存）。此外，两《唐书》之经籍艺文志所录鬼怪书籍众多，在此不再罗列。
文人士大夫的另一类佛教著述为对汉译佛教典籍的注疏。例如唐代宗时，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有《涅梨经疏》二十卷、《金刚般若经注》二卷。
文人士大夫佛教著述的第八类为融汇儒释，或释老，抑或儒道释，主张儒释一致，或释老一致，或儒道释三教一致。汉末的《牟子理惑论》主张佛、道（指道家而非道教）、儒一致，且斥责原始道教。牟子认为，佛教与儒家虽存在若干显著的差异之处，然而从根本上而言，二者是一致的。牟子在对佛教教义以及僧侣出家修行生活的论述中，屡次表示，佛教的主张与儒家伦理纲常思想不但没有根本的矛盾，并且实际上是一致的，对于维系封建统治秩序亦是有益的。牟子时常援引《老子》阐释佛教，又不断引述佛教教义去附和《老子》，不过牟子将道家和原始道教区分得极为明晰，并且针对后者的辟谷长生之术，以一般常识和亲身经历予以批判。
东晋孙绰的《喻道论》称：“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认为“周（公）孔（子）救极弊，佛教明其本”。意即佛教着重于以内心进行教化（“明其本”），儒家着重于治理繁杂的现实社会（“救极弊”），二者的途径虽有不同，但治理天下的目标却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