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张发睿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部分虚构情节
1978年12月23日，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穿上了那身我魂牵梦绕的军装，成功走进了部队，实现了自孩童时期就梦寐以求的夙愿（在七十年代，当兵是每个青年最崇高的梦想），也掀开了我十年军旅生涯的第一页。
1978年12月23日，那天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天气特别晴朗，县城里到处都是新兵和送行的亲人们，他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成群扎堆，总之，那一天，有事无事的人们，好像都来到了街上，真是热闹极了。我和新入伍的战友们，个个头戴栽绒帽，脚踏黑棉鞋，身穿崭新的咔叽布冬装，心中无比兴奋。我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来送我（当然，还有我的同事、亲朋好友和昔日同窗们）。
岁月不待，白驹过隙，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回想起那天送别我时的母亲，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因为母亲的眼神是那样的慈祥、关切、高兴、难舍。父亲背着我的背包，母亲帮我拎着提包，他们不停地千叮咛万嘱咐：“到了部队，一定要听领导的话，好好干，要吃得了苦，不要想家。家里有我跟你爸，一切都好。”父母说什么，我都一再点头，其实这些我也都心知肚明，毕竟，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县城里，我们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因为一切都要听由接兵干部安排，因此，在稍作寒暄后，我剩下的一点时间，就是跟亲朋好友们一起，去照相馆留了几张合影。留完合影后，我就着急的赶往县新兵集合点集合（在县粮库），连跟亲朋好友们再一起吃顿饭的机会都没有。当时跑向集合点的我，心里就在想，看来，部队的生活，真的很紧张。
“嘟、嘟、嘟”，伴随着几声长哨，部队在县粮库大院集合完毕，就要整装待发。而这时，离别的悲伤也达到了顶峰，有的父母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有的父母早已背过了身，生怕在看一眼，就会忍不住。在这样离别的悲伤下，我们县两百多名新兵在接兵首长的带领下，排成两队，走出粮库大院，开始步行朝县火车站进发。
走出大院，来到大街上，离别的悲伤，就被冲淡了许多，大街两侧站满了欢送的父老乡亲。他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夹道欢送，而听着那络绎不绝的“噼里啪啦”、“叮咚锵”，“噼里啪啦”、“叮咚锵”，当时的我，整个人都有些懵懵的，实在是太热闹了。一路上，我看着站在道路两边挥旗欢送，还不时塞给我们或一把花生，或一个鸡蛋的乡亲们，我的心底真是充满了感慨，多么好的父老乡亲，多么真挚的感情。
而在步行前往火车站的路上（县粮库距离火车站，步行大概需要二十分钟），我想了很多，想到自己终于要走进部队了，那向往已久的部队生活真的要开始了，而想到此，我不由得深深的叹了口气，要知道，自己能成功当兵，还真是离不开运气。
在此之前，我两次参加高考（1977年高考和1978年高考），但两次都是上线落榜，因为高不成低不就，这让我这个中学老师（月工资25元）心里，很是不服气，本想着明年再考，但没想到一场篮球赛，让我被来接兵的苏指导员看中，在他的“开导”下，我报名参加了征兵体检。得益于我中学老师的身份，和苏指导员的关怀，征兵体检后的一切，都很顺利。就这样，我成功穿上了军装，如今，更是要前往部队，开始自己的军旅生活。
车站广场，平时就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更不用说今天了，那进站口，真是被围得水泄不通。虽说有不少接兵干部们在努力维护秩序，但我们这两百多名新兵，还是被挤得七零八落，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走上的站台。到了站台上，更是人头攒动，沸反盈天，那跑动声、叫喊声，真是络绎不绝。
经历了一段让人揪心的告别，终于，黑色闷罐火车“呜、呜、呜”的猛吼了几声，然后极不情愿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缓缓驶离了站台。而在闷罐火车离开站台的那一刻，我压抑了许久的悲伤，忽然一下全涌了上来，看着站台上，那越来越小的父亲和母亲，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的流。但没办法，终有一别，于是我在心里默念道，“再见了，爸爸妈妈；再见了，亲友们；再见了，我的家乡。”
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离别场面（这次离别，还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当时的复杂心情，就算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每每想起，还是恍惚如昨日，那一切好像还历历在目，真是让人心绪起伏，感慨万千。
伴随着闷罐火车两天一夜的轰鸣，和老解放卡车两个小时的颠簸，在1978年12月24日傍晚，我们这批新兵，终于到达了新兵连营地，开始了为期三个月新兵训练。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有苦，也有累；但更多的，是成长，是进步，是让我们由一位懵懵懂懂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照例就是分专业、下连队。在下连队的那一天，各个老连队都会派一辆卡车来接新兵，而这一天，可以说是新兵连营地三个月来，最热闹的一天。但表面的热闹下，隐藏的是又一次的分别，看着身边朝夕相处三个月的战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沉默寡言，只是重复着一句，“以后一定要多写信联系。”
我们一排二班的九个人，都有不同的去处，有的战友被分到了司训队学开车，有的战友被分到了通信连，有的战友被分到了修理所。而我，则是被分到了团后勤仓库（连编制）三班，成了一名战士。我们三班班长是71年兵，吉林人，姓王，对我们这些新兵非常好。
而我，在来到三班后参加第一次的劳动，是修公路。当时，在出发前，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顶“防蚊帽”，我心里还纳闷，修公路要“防蚊帽”干什么。但等到了施工地后，我才明白，那蚊子不仅大，而且是真的多，就算戴上“防蚊帽”，戴上手套，穿上套袖，还是能叮的你满身的包。在那一刻，我才明白，这真是大兴安岭的一大奇趣：蚊子如牛虻。
在后勤仓库三班工作了三个月后，在1979年7月初，我被调到了炊事班。炊事班长是70年兵，河北兴隆人，姓高，为人比较和气。在炊事班工作时，有一次我把家里寄来的“丁香鱼”做成包子馅，包了三十多个包子，想让我们炊事班的战友们尝尝海鲜。可谁知道，有几个“丁香鱼”馅的包子，不小心送到了食堂大厅，被其他战友尝到，结果就把这个情况反映到了连部，说我们炊事班“开小灶”。仓库主任和指导员得知后，就来我们炊事班了解情况，在我的告知下，这才知道了“丁香鱼”包子的内幕。并且主任和指导员也尝了“丁香鱼”包子的味道，我记得当时主任，在吃完包子后，还笑着说：“这海鲜馅的包子确实好吃，不过以后，可不能再开小灶了。”
在炊事班，我只工作了一个半月，在1979年8月中旬，就被团后勤处军需股派往沈阳仓库领取军需装备。当时，我们军需股长（姓马，69年兵，哈尔滨宾县人）还亲自来仓库，当面交待了我领取军需装备时要注意的方方面面，没有一点架子，这让当时的我，心里感到暖暖的，部队真是官兵一家亲。第二天，我就前往西林吉乘火车到加格达奇师后勤部军需科领取通行证与有关手续，然后同十三团、十五团军需保管员一起，前往沈阳。军需装备领回后，我就被调到仓库九班（军需保管班），担任军需保管员。
保管军需，这活说轻松也轻松，说不轻松也不轻松。要知道，部队军需物资种类繁多，少说也有上百种。大体上能分为三大类：一是被服。干部战士身上穿的、戴的、铺的、盖的、用的一应俱全，大到被褥、服装，小到领章帽徽，乃至鞋带、纽扣、针线包等。除此之外，还有马具（可能很少有人知晓），要知道，从传统意义上讲，马跟兵一样，同为部队战斗力。那时部队还有少数马车，因此，也就有了与军马配套的马鞭、笼头、缰绳、鞍具等。二是劳动保护用品。像施工用的安全网、安全绳、安全带、安全帽，草帽，护肩、护膝，围裙、套袖、手套、口罩、风镜，焊工用的面罩、墨镜等等，应有尽有。三是给养物资。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为了日常生活需要，下拨供应部队的食品，比如黄豆、红白糖、奶粉、蛋粉、压缩饼干、军用罐头等。
如此大的业务量，沉重的担子，搁在谁的肩上，都要掂量掂量，我深知责任重大，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干好。接班之初，老保管员（姓王）手把手的教方法，给我传经验，他热情帮助，使我很快就熟悉了业务，进入了角色。
每年的五一、十一前后，是夏冬两季的换装季节，也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全团三十多个供应单位，都要直送上门。我们先按照各单位统计上报的服装数量和号码，备料、点验、打包后，再交由运送员送货上门，同时回收旧品。每个环节都不能有私毫差错。每季的发新收旧工作，一般都要持续一个多月时间。集中发放完毕后，还有零星不断的调号工作。而对于收旧，当时也有明确规定，一般要求达到90%以上。回收旧品，应事先洗净，晒干，叠好。像大衣、被褥、棉衣等，除部分上交外，一般留作施工作业服（如工作棉衣）。其他服装，主要作为修补材料使用。
当时，我们保管班第一任班长是71年兵，湖北黄陂人，姓郭；第二任班长是73年兵，河南南阳人，姓刘。而在保管班，我一干就是三年。在担任军需保管员的三年里，我到沈阳仓库领取军需装备就有五次，而十三团、十五团，则每次都是换人去。
有一次到沈阳领取军需装备，也是我们三个人各自看护各自团的军需装备车皮（一个团一个60吨的闷罐车皮），归途中（我们的车皮有时要走支道）的一天中午，当我们的车皮路过一个支道的小镇上时，要等待四个小时才能发车。见状，我们三人就下车，准备到站点吃午饭，但因为是第一次来，我们都不知道出口是往哪走。
这时，只见前方背身站着一位头戴皮帽子，身穿大皮袄，脚蹬大毡靴的乡亲，于是我追上去就问：“大爷，请问车站出口怎么走。”谁知道这位乡亲，听了我的话，回头噗嗤一下就笑出声来，然后笑着说：“大兵同志，我可不是什么大爷，我是位姑娘。”见状，我倏地一下就羞红了脸，然后连忙道歉，而那位姑娘，也不在意，笑着告诉了我们三个出口在哪里。而这，大概又是大兴安岭的另一大奇趣：“皮袄穿在外，大爷变姑娘。”
吃完午饭，四个小时的等待实在漫长，闲来无事，我们三个就决定到镇上走走，当走到一个剧院（这个小镇上唯一的一个剧院）的门口时，我看见了《穆桂英大战洪洲》的一张电影海报，于是我们三人就去买票，准备看一场电影，来度过这四个小时的等待时间，但只可惜，电影票已经售完。
见状，我们三人就决定打道回府，返回车站。就在我们转身准备离开时，从剧院里走出了一位大叔，他先问了我们的情况，当得知我们是铁道兵后，就把我们带进了剧院，并安排了座位。当我们提出要付电影票价时，这位大叔（后来听值班员讲，他是剧院主任）笑着说：“你们铁道兵为国家、为我们修铁路来到这原始深山，付出青春年华，值得我们敬佩。而你们三个这次，能来我们小镇，也是缘份，区区电影票，何必挂齿。”说完就转身离去，多么真挚的军民鱼水情啊。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此事很小，但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让我难以忘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