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降世，据传有尼姑名曰智仙对其护佑有加，杨坚年少时亦受其养育，因而隋文帝早年便笃信佛法。待其登上皇位，每每向群臣言曰：“我之兴盛源于佛法。”且命史臣王劭为智仙撰写传记。明太祖朱元璋，幼年之时便在家乡的皇觉寺当过和尚。即位之后，虽忌讳他人提及这段过往，以及言说或书写僧（生）、光、秃等与和尚相关的字眼，然而依旧大力扶持佛教。
清顺治帝成年伊始便信奉佛教。在其宠妃董鄂氏辞世之后，竟意欲落发出家，后因大臣力劝而未达成。他曾言：“朕思及前身确为僧者，今每至寺中，一见僧像，明窗净几，便不想离寺而归。”又道：“吾本西方一佛子，何以落于帝王家？”
隋唐以前，士大夫所信奉的佛教理论大多为彼时盛行于世者，如晋代乃是般若学，宋齐为涅梨学、《成实论》等。唐代以后，鉴于南禅更契合士大夫的喜好，净土思想对士大夫的吸引力亦颇大，故而唐以后净禅二宗于士大夫当中独具市场，而士大夫们也多是禅净二宗同奉。如白居易除却信奉南禅之外，亦具净土思想。他晚年曾舍钱三万，绘制西方变相一轴；劝一百四十八人结上生会、行弥勒净土之业；并且每日于佛前焚香，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画弥勒上生帧记》）苏轼早年热衷于参禅，暮岁则转向净土信仰。
士大夫中鲜少有出入寺院且彻底皈依佛教之人。宋朝大慧宗杲批评道：“今时士大夫学道，多是半进半退，于世事上不如意，则急切要参禅；忽然世事顺意，则罢参。乃因无坚定之决心故也。”（《大慧语录》卷十九）
封建文人中有先信奉儒家而后专门奉佛之人。如唐代的丹霞便是在应科举考试途中折返“选佛场”，投入江西马祖道一禅师门下。有诸多高僧亦皆是先为儒生而后遁入空门的，晋代慧远，“世为冠族”，“少为诸生，博综六经”（《高僧传》本传）。唐代宗密，年少时通晓儒书，二十八岁时方才出家。北齐道宠原是儒学大师熊安生的弟子，“朝宰”“文雄”诸如魏收、邢子才、杨休之等皆从道宠学习儒家学说。
亦有士大夫从道教信仰转入佛教信仰。梁武帝早年信奉道教，遇国家征讨大事便遣使请教著名道士陶弘景；后来梁武帝舍道归佛，并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故而梁代士大夫原信奉道教者大多不得不改宗佛教。唐代李师政原是信奉道教的，后改信佛教，还创作过著名的《内德证》以维护佛教。至于如王羲之、王献之那般信奉道教而又与僧徒交往者则更为众多。
然而，儒释兼奉、乃至儒道释皆信的士大夫为数更众，此乃与三教同源、三教一致的时代风尚相关。南朝宋文帝时，雷次宗以儒学教导诸生，而雷曾师从庐山高僧慧远。南齐时，张融临终遗言：“左手执《孝经》（儒）、《老子》（玄），右手执《小品》、《法华经》（释）。”（《南齐书》本传）唐贺知章乃佛徒，然其后却又入道求真。被称作“随驾隐士”的卢藏用，信奉佛法并与沙门交往，又曾隐居终南山，修习道家辟谷练气之术。李颀属道者之流，却也喜爱谈论佛法并与僧人为友。常建乃热心仕途之人，却也不妨碍其仰慕道家并欣羡佛家的清幽意趣。
白居易早年于《策林·议释教》中极力批判佛教“耗蠹国风”、“贰乎人心”，主张“禁之勿用”，同时对道家炼丹求仙亦心怀不满，其《海漫漫》以秦皇汉武求仙为题材，讽谏唐统治者祈求长生。但他后来不仅学习道家炼丹服食之术，而且信奉佛教。元和十一年秋，白居易在庐山烧丹，其后又多次烧丹，只因目睹友人服食丹药或患病或暴毙而未敢服食。白居易烧丹不成转而笃信佛教，他言：“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答客说》）又道：“早年以身代，直赴《逍遥篇》。近岁将心地，回心归南禅。”（《赠杓直》）在《画水月菩萨赞》中还称：“弟子居易，誓暂心归依，生生劫劫，长为我师。”宋代苏轼亦兼具道佛之思想。
士大夫们的哲学思想往往与其佛教信仰背道而驰。譬如柳宗元笃信唯心主义的佛教，但其著述却彰显出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刘禹锡信奉佛教，然而其《天论》主张天无意志之说。韩愈反对佛教，却主张天有意志。刘勰笃信佛教，但其《文心雕龙》的主体思想却归属于儒家。据其自述，他是夜梦孔子后方才开始创作《文心雕龙》的（见《序志》）。并且在书中他还强调“征圣”和“宗经”，认为儒家经典乃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认为“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文心雕龙·宗经》）。
这种论及文章则为文，论及儒家则为儒，论及佛教则为释的风气在南朝极为普遍。沈约曾撰写《均圣论》、《神不灭论》、《答范缜神灭论》等佛教著作，而其在《宋书》中又设立《孝义传》，宣扬儒家思想。至于向来信奉佛法且于佛理亦有所建树的昭明太子萧统，其《文选·序》及《陶渊明集·序》也未散发出丝毫佛教气息。
士大夫们的实际行动也常常与其佛教信仰相左。石崇为晋初大司马石苞之子，任荆州刺史时通过劫掠商贾而致富；石崇邀客饮酒，令美人劝客饮，客饮酒未尽则杀美人。这样一个强盗、杀人魔王，据传也笃信佛教。（参《弘明集·正诬论》）北魏孝文帝时，太师冯熙信奉佛法，常在高山秀峰修建寺塔，时常伤杀人、牛，有僧劝其停止，冯熙竟回答说：“成就之后，人唯见佛图，焉知杀人牛也！”（《魏书·冯熙传》）梁简文帝萧纲，崇信佛教且精研佛理，却主张“文章且须放荡”而大肆创作宫体诗。（《艺文类聚》卷 25《诚当阳公大心书》）王维在其《哭殷遥》诗中写道：“人生能几何，毕竟归无形。……忆昔君死时，问我学无生。劝君苦不早，令君无所成。”
对于佛家的轮回报应之说全然没有接纳之意，既学佛却又背佛。在这一方面，王维与李白极为相似。李白既学道又并非真心信奉道术，既言“吾将营丹砂，永世与人别。”（《古诗其五》）同时又道求仙荒诞：“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古诗其三》）
正因如此这般的矛盾现象，致使我们无法仅因某人信佛便断言其思想是出世的。实际上，众多士大夫信佛乃是出于迫不得已，他们自身的理想大多彰显儒家思想，只是由于仕途困顿，进而学佛以自我排解，也就是说内心是入世的，而外在表现是出世的。柳宗元的《冉溪》一诗极具代表性：“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千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王维亦有心济世，他所赞颂的是：“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献始兴公》）731 年出塞时亦颇具豪气，直至后来仍有诗作咏怀：“单车曾出塞，报国敢邀勋！见逐张征虏，今思霍冠军。沙平连白雪，蓬卷入黄云。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送张判官赴河西》）所以说，王维的好佛乃是在“尽节报明主”的道路行不通之后，方才发出“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的哀叹。
王维的哀叹实乃迫不得已，他的“事空王”并非其心之所向，而是其理想破灭后的残垣断壁。王维与其他诸多的士大夫一般，皆曾构筑过美好的希望之阁（治国平天下），然而结果皆难免是“眼看他起朱楼”又“眼看他楼塌了”，于是这“青苔碧瓦堆”遂成了他们佛教思想的栖息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