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京时报》是日本在华创办的历时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

从1906年10月18日创刊至1944年9月14日改为《康德新闻》奉天版《,盛京时报》垄断东北报业长达38年。

虽然对于《盛京时报》已有研究,但鲜有人关注到该报对“皇姑屯事件”的呈现。

张作霖的日籍顾问町野武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开端,更是太平洋战争的远因”。

分析《盛京时报》对“皇姑屯事件”的报道,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日办华文报纸为日本侵略利益代言的本质。

“皇姑屯事件”发生于1928年6月4日,次日《,盛京时报》在“东三省新闻”版面的显要位置发表了报道《便衣队爆炸张作霖专车,重要人物受伤不少》“:昨由京开驶张作霖氏所乘特别列车,比及本日(四日)午前六时驶至纺纱厂北方,遂被便衣队投掷炸弹……唯张作霖氏幸得无事,即乘摩托车驶入城内,现在午前七时半,该地方尚有便衣队二三人横地呻吟,被卫队反击伤害。不能逃走者查彼等均为南方人,则其系南军侧预先阴谋,绝无疑义。”这则消息称张作霖是被蒋介石派来的“南军便衣队炸死的”,而且“绝无疑义”!

实际上,所谓的“南军便衣队”是日军给几个在南满站做小工的中国人套上了便衣队的服装冒充而成,其中一个叫查大明的人侥幸逃脱才揭发了此事。日本政府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东京审判时才被曝光此事是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所为。倘若事情发生之初《盛京时报》因不了解真相才做出了错误报道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绝无疑义”的断言是不可原谅的。《盛京时报》在事情还在调查中时就抢下定论,可见它其实是希望人们接受这样的结论。

从当时《申报》的报道来看,6月5日《,申报》各社电讯板块发布了以《奉张今晨遇炸重伤》为题的7条消息,其中6条均来自日本东方社,称是南军所为,可见日本媒体对此事口径一致,而这正是出于对日本政府的偏袒。6月6日,《申报》在《张作霖尚未毙命》的消息旁写道 :“炸弹何人所投殊系重大问题,日人咬定系南军便衣队所为,但日人之嫌疑甚重。”同日,《申报》从天津传回的秘讯分析了日本“离间南北”、“强占东省”的野心。6月7日,《申报》登出“炸弹系日人所放已有相当证据”在当时,中英文报纸均推测是日本所为,但《盛京时报》没有做任何转载,对“日人之嫌疑”也避而不提。对于素以“中立、公正”自称的《盛京时报》而言,这样的做法与它的标榜大相径庭。

张作霖被炸死,找出真凶成为首要大事,《盛京时报》却偏偏顾左右而言他,引导舆论,转移公众视线。

《盛京时报》6月6日的论说《论炸车事件》中,署名为“顽”的作者先对凶手的身份作出“果否便衣队之动作,吾人不敢倪断”的谦虚姿态,进而笔锋一转,将矛头直指地方治安,谴责奉系军警维护治安不利,并对此“忧心忡忡”:“乃地方军警,鉴之而不戒之,以致有此次之事件。……独亟亟以地方治安为念。”

其实,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蓄谋所为,且发生在南满铁路段,属关东军驻扎之地,并不在奉系军警的治安范围。且张氏回奉时,奉军要求驻扎到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的桥上,被关东军拒绝,而那座桥正是炸弹所放位置。另外据河本大作称 :“奉天军的警备严得不得了……在这样警备森严的状况之下,这(指放置炸弹)是办不到的。”《盛京时报》一方面希望人们将关注点从缉凶转移到治安问题上,进而让人们对奉军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从而方便日本人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装作“忧国忧民”,可谓“用心良苦”。

1928年6月21日,张学良公布了张作霖逝世的消息。6月24日,《盛京时报》刊登了“顽”的论说《弔张作霖》,文中写道张的死因是他“为虚荣心所激动”,没有“以东三省之富力,从事于边防实业,训练精兵”。其实,日本政府为了保持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一直希望张作霖保境安民,不要插手关内事务。对于张屡次进兵关内,日方极为恼火,《盛京时报》的主笔菊池贞二为此屡次撰文抨击张作霖。

《弔张作霖》中还提到张“榨取东三省小民之资财,广招军队,制造枪械,日从事于战争……”而张氏招军造枪,其实是想脱离日人控制,而这无疑损害了日人利益。文中还写道 :“心平气和,为老张从来所未有,以素性倔强之人,一旦改其常态,鲜有不死者。……然苟于第一次通电发表而后,毅然出京,或者可以不死……至于狙击者之核心,则非局外人所能测。如果为灭之所假手,虽曰人事,岂非天命也耶?”“心平气和”是指张氏离京反奉前的神情,这一点呼应着该报6月7日刊登的《张作霖退出京师之情形》,该报道将张描写成“面露镇定愉快之色”。

《盛京时报》已于6月5日报道了爆炸事件,再在7日的重要板块报道张“退出京师之情形”,这并不合逻辑,但若将此作为“心平气和”的铺垫则显得合情合理了。至于张是否在“第一次通电发表而后毅然出京”,其实他都难逃一死,因为当时他身边有日方间谍,他不论什么时候离京都能被获知。将张作霖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之人,用各种理由来说明他死有余辜。

6月26日,该报“青白眼”发表论说《独张学良督办号日通电》,谴责张学良只说套话,对东三省的未来没有明确态度。事实是,在张作霖死后,日本急切希望张学良能解决“满蒙交涉”问题,承认日方在东北的利益。而张学良等人则连续多日一直开会讨论易帜等问题,这无疑惹怒日方,因此作为其喉舌的《盛京时报》则发挥言论功能,以“客观”的语气批评张学良的行为,丑化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