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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侵华日军再也无力发动像徐州会战、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这种战略级别的会战了，因而，局部的攻势作战就成为了侵华日军当时常用的一种作战方式了。

所谓局部攻势作战，指的是日军相对集中兵力，对中国某一战区发动为期10~15天的攻击，其目的并不在于占领某个战略要地，而在于尽可能的消耗中国部队的作战力量。

在达成目的后，日军则立即反转（撤退）。而中国部队呢？在日军撤走的时候则立即跟进收复失地，然后两军在原有的既设阵地再次相持。

之所以会屡屡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日军每次出战，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般的在各占领区抽调兵力，如果战斗持续的时间稍长，原有的地盘恐怕会在中国部队的攻击下不保。

而且，随着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的后勤补给也随之拉长。一般情况下，日军随身携带的物资仅能维持10~15天的作战需要。在这个时间段内，无论是否实现了作战目标或者部分实现或者未实现，日军都要撤兵。不然，补给线就要被中国部队切断。

在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的时候，中国部队已经找到了对付日军的办法，那就是侧击和截断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并且在实战中屡试不爽。

抗战时期正面战场发生的22次会战中，除徐州会战、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豫湘桂战役之外，其他18次会战都是如此。

这种打法好像已经成为了中日两军之间的常态，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每逢大战到了半个月左右的时候，只要日军流露出想要撤退的苗头，中国部队的反应并非是追上去咬住敌人，反而是先要等待一下，在确定日军开始撤退的时候再予以追击。

这种做法看似没有问题，但其中隐藏的危险很大。如果日军是真的撤退还好，可一旦日军利用中国部队等待的这个时间调整部队，补充物资，卷土重来的话，中国部队很有可能在猝不及防之下遭到严重打击。

在1940年5月~6月发生的枣宜会战中，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就是在这方面吃了一个大亏，不仅部队伤亡惨重，还丢失了战略要地宜昌，在空间上缩短了日军轰炸重庆的距离，让重庆军民饱受轰炸之苦。

而且，第5战区也在此战过后也被一分为三，失去了和第9战区平起平坐的战略地位。

1940年4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制定了“宜昌作战”计划。

日军此次出战的目的有三个：

其一、围歼第5战区主力。

其二、切断两湖地区与重庆之间的补给线。

其三、占领宜昌。

为此，日军出兵12万余人，准备分两个阶段作战。

但要注意的是，日军此次出战的主要目的在于围歼第5战区主力和切断重庆与第5、9战区的补给线，至于能否实现占领宜昌的战略目标，日军内部仍然存在争议，一切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日军内部之所以存在争议，还是上文提到的三个问题。

其一、20天左右的时间，日军是否有能力攻占宜昌并确保？

其二、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防宜昌，如何确保从武汉到宜昌的补给？

其三、第十一军原驻防地区能否在兵力被大量抽调后确保占领区？

因此，园部和一郎才下达了是否要进行第2阶段攻占宜昌的作战，要看之前战斗的实际情况再做决定的命令。

不过，园部和一郎吸取了之前随枣会战的教训，并未采取直接进攻枣阳的策略，而是先进行了战略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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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下旬，日军出动部队对洞庭湖地区和鄱阳湖地区发起“扫荡”作战，并对湖南和江西两省的战略要点进行轰炸，做出一副要进攻第9战区的假象。

园部和一郎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部队的注意力吸引到第9战区，以便于他们在第5战区周边集结兵力时，误导中国部队以为他们是在配合进攻第9战区，而非进攻第5战区。

果然，园部和一郎这个战略欺骗成功了。自1940年4月下旬到1940年5月1日，日军利用10天的时间完成了集结。

5月1日，日军第3师团主动挑起战事，由信阳出发向泌阳发起攻击，在一天时间内突破第2集团军的正面防线，向枣阳展开突击。

5月2日，日军第十三师团自钟祥发起进攻，同样在一天时间内突破第33集团军正面防线，向枣阳突进前进。

第2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正面防线虽然被突破，但主力未损，各部随即对日军第3、第十三师团展开追击，并派出强有力之一部超越追击，意图在日军前方设伏。

5月4日，日军第39师团在第6师团加强的池田支队的配合下，在随县一带突破第十一集团军的防线也向枣阳发起攻击。

至此，日军三个师团的作战意图已经暴露无遗，园部和一郎的意图就是明打第9战区，暗打第5战区。

在占领枣阳后，三个师团汇合，之后突破汉江防线，在汉江以西地区围歼第5战区主力。

对于日军的企图，李宗仁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意外，这些年和日军打交道多了，像这种战法早就见怪不怪了。

因此，李宗仁命令各部，按照原计划正面阻击，然后部队有组织地撤到两厢。第十一集团军下辖的第45军和第84军向枣阳一线撤退，以避日军锋芒。

同时，李宗仁又命令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向敌后出击，尽一切可能打击日军的后勤补给线。

如果战事按照这样发展下去，结果仍然和之前的历次大战差不多。

可就在这个时候，蒋氏突然给李宗仁发来电报，主要内容是：

其一，此次出击的日军主力仅有3个师团，其余各部都是拼凑起来的，战斗力有限。

其二、日军并没有太大的战役企图。

其三、第5战区应尽一切可能围歼来犯日军。

事后证明，蒋氏的这道命令给枣宜会战的失利埋下了隐患。

按照当时的战力配备，第5战区共有55个师加两个旅，兵力大约在38万余人。

部队番号虽然不少，但普遍编制不满员，每师的兵力都在7000人上下。

日军出战的3个师团中，第3、13师团都是日军的精锐，虽然也不满编，但每个师团的兵力大致在两万上下。第39师团战斗力相对较弱，兵力大约在1.8万余人。

可是，此次出战的日军兵力并非就是这么多，园部和一郎给每个师团分别加强了一个支队的兵力。

日本的支队可大可小，如果支队长是将级官佐，则是以联队为步兵基本部队，再加强若干炮兵大队和装甲兵大队组成；如果支队长是大佐级别的官佐，则是以几个大队为步兵作战基本部队，再加强若干炮兵或者装甲兵大队组成。

此次作战，日军加强给第3师团的是第40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第34师团的2个步兵大队，兵力大致在两个联队，7000余人；给13师团加强的是15师团的4个步兵大队，第22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和1个炮兵大队，兵力大致在9000余人，接近一个旅团；给第39师团加强的是第6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兵力大致在5000人。

尤其是加强给第39师团的部队，是日军精锐第6师团的部队，战斗力是相当强大的。

如果再加上日军的空军、海军等配属部队，兵力已经接近10万。

按照抗战初期中国部队与日军的战力对比5：1的数据来衡量，要想与近10万的日军抗衡，就要近50万的部队。

即使在相持阶段，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但4：1的比例是还是有的。这就意味着要有近40万的中国部队才能与日军10万人抗衡。

可第5战区仅有38万余人，还要有相当一部分部队来保护江防。此时蒋氏突然提出要围歼日军，是不明智的。

而此时，日军虽然突破了中国部队3个集团军的防线，来势汹汹，但中国部队已经按照计划撤到两厢，仅有第十一集团军84军的173师在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时遭敌重创，主力仍在。只要坚持既定的战法，定可挫败日军的攻势。

可蒋氏的命令已经下达，李宗仁也不能违抗。此时，在汉江以东仅有23个师的中国部队，15~16万人，以这样少的部队来抗衡日军近10万人马，根本就没有胜算。

为此，李宗仁只得下令，把原本驻防在汉水以西的第33集团军主力以及该郭忏的江防军的两个军调到汉水以东来围歼日军。

可如此一来，江防就露出了一个大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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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蒋氏为何要下这样一道命令呢？

其实，这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日军在汉水以东的时候，蒋氏，还有包括李宗仁在内的人都判断，日军不会越过汉水以西作战，就要撤兵了。

理由是，此次会战已经过去了7天，日军随身携带的作战物资已经消耗过半，如果要渡过汉水以西作战，以日军现有的后勤补给条件根本无法支撑下去。而且，进入5月之后，汉水流域普降春雨，日军后勤补给严重依赖的襄花公路已经泥泞不堪，根本无法通行汽车。

况且，随着王缵绪的第29集团军和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加入战场，日军的后勤补给线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日军的二线部队仅能自保，根本无法向一线部队提供支援。

蒋氏的谋划是，尽一切可能在汉水以东拖住日军，待到其弹尽粮绝之时，予以歼灭。

不得不说，蒋氏的谋划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战局真的能够按照蒋氏设想的那样发展下去，即使5战区不能全歼日军，但给日军带来重大打击还是能够实现的。

可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就在第33集团军的5个师渡过襄河（汉江襄河段），准备由南向北攻击日军的时候，情报被日军破译。

日军感到机会来了，于是集中了13师团和39师团以及配属39师团作战的第6师团池田支队，以4万余人的兵力对33集团军5个师发起了进攻。

日军的企图是，在中国部队还未对其形成合围之时，先发制人，以优势兵力先击破南路的第33集团军，然后挥兵北进，与第3师团汇合后再反转。

这几乎是一次一比一的战斗。

从5月10日到5月15日，第33集团军虽然予敌以重创，但自身伤亡也很大。

5月16日，第33集团军的电报再次被日军破译，日军发现了第3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近5000日军向3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南瓜店发起进攻。

此时，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将军身边仅有第74师一支部队，独木难支。战至5月16日下午，张荩忱将军壮烈殉国。

日军13、39师团击破第33集团军后立即北上枣阳，意图与第3师团汇合。而此时，北线日军的第3师团也脱离与汤恩伯第31集团军的接触，边打边撤，向枣阳靠拢。

汤恩伯集团军虽然穷追不舍，但由于火力不强，始终未能给日军造成大的打击。

日军这次撤退的企图是，在枣阳地区汇合，然后展开3个师团，击破尾追而来的第31集团军。

5月18日，日军3个师团在枣阳汇合。5月19日，3个师团展开，对尾追而来的汤恩伯部发起攻击。汤恩伯部不支，被日军压缩在唐河一线。

李宗仁见势不妙，紧急下令部队撤出战斗。5月21日，日军3个师团分别进至邓县、老河口、樊城一线。

5月19日到5月21日这三天的战斗，日军虽然击破了汤恩伯集团军，可剩余的作战物资也被消耗一空，只能停止作战，等待后续命令。

从5月1日到21日，此次日军出战已经过去了20天，已经远远超过了预期的计划。日军面临的问题是，连撤退的物资都没有了。因此，日军内部展开了第2轮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进还是撤。

少数日军军官认为，此时的日军已经弹尽粮绝，根本无法采用攻势作战，甚至连能够平安撤回原驻地都很难做到。

而多数日军军官则认为，此时撤退非常危险。一旦日军撤退，周边的中国部队势必要穷追猛打，以日军现有的物资储备根本不足以支撑他们撤到原驻地，很有可能会在撤退的过程中被中国部队击溃。

而且，经过20多天的作战，日军虽然给5战区的部队以严重打击，但自身伤亡也非常惨重，如果此时撤兵，之前的努力和伤亡岂不是白费了。

他们认为，为今之计应该催促后方尽快给前线提供作战物资，待到日军整补后，以枣阳为前进基地渡过汉水，发起第2阶段的战斗，攻占宜昌。

当时的形势对第5战区非常有利，只要第5战区不给日军以喘息之机，立即向日军发起反击，定会击破日军。

可由于之前历次的经验迷住了蒋氏和李宗仁的眼睛，他们都认为，日军停滞不前，是在为接下来的撤退做准备。

按照惯例，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中国部队总是要先等一等，待到日军撤退之时，再予以追击。

可这次，蒋氏和李宗仁都失算了。从5月21日到5月30这10天时间里，第5战区的部队未有任何举动。

可就在这10天时间里，日军从第十三军抽调了3个大队的步兵，1个大队的炮兵加强给了前线，并派出6个汽车中队持续不断给前线运送物资。同时，日军二线部队第40师团也已经增援到位。

可由于第5战区的疏忽，这个重要的情报竟然未能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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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得到整补的日军恢复了战力，在猛烈炮火的配合下渡过了汉江，猝不及防的第5战区各部被击破。

日军渡过汉江后，兵锋直指宜昌。由于之前江防军主力已经被李宗仁抽调到汉水两岸堵截日军了，江防空虚。日军趁机渡过长江，逼近宜昌。

危急之中，蒋氏急调第十八军赶赴宜昌，同时命令陈诚负责指挥宜昌保卫战。

6月12日，第十八军赶到宜昌。还没等布防完毕，日军就杀到宜昌城下。经过一天的激战，宜昌失守。

客观地说，陈诚此次指挥宜昌保卫战，是蒋氏在实在无人可用情况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宜昌的失守，与陈诚的关系不大。

可宜昌毕竟是在陈诚的手里丢的，因此，陈诚遭到了举国的谴责，甚至有人提到，“不杀陈诚不足以谢国人”的言论。

对于陈诚受到的委屈，蒋氏是心知肚明的。在那种情况下，派谁去也守不住宜昌。

因此，在陈诚遭到举国谴责的时候，蒋氏反而在安慰陈诚，叫他不必过于在意。

在蒋氏看来，之所以在紧急情况下派陈诚去，就是让陈诚去背黑锅的，不然，难道还要自己承认指挥失误不成？

当然，陈诚也不能本人去背，后来这口黑锅让江防军总司令郭忏背了。

可陈诚却对李宗仁产生了看法。

虽然此次枣宜会战失利，蒋氏也有责任，但李宗仁作为指挥此次会战的司令长官，竟然在举国谴责自己的时候不置一词，毫无担责的自觉。难道他就没有责任吗？

因此，陈诚对李宗仁很是不满。

李宗仁之所以不肯担责，也有他的理由。他认为，此次枣宜会战之所以会失利，抛开大家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外，蒋氏乱指挥的责任是主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存在于当时蒋系部队中的三点痼疾也是此次失利的重要原因。

其一、缺乏重型装备。

就以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为例。该部的装备在当时的中国部队中属于好的了，可在追击第3师团的过程中，虽然多次将第3师团围住，可由于火力太差，始终无法将优势变为胜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第3师团突围而去。

其二、对战场形势判断不清，对日军的作战意图判断不明。

在日军停止攻击的时候，仍然按照过去的经验判断日军是要撤退，以至于贻误了战机。而且，对日军援兵到来，6个中队的汽车中队持续不断给日军提供作战物资的消息竟然一无所知。

其三、部队之间的配合太差，毫无主动策应的意识。

主要表现为，在枣宜会战期间，各集团军都在各自为战，以至于被日军各个击破。

而且，在日军从第9战区江西防区附近抽调大批兵力增援前线的时候，第3和第9战区并未按照蒋氏的命令向敌军发起进攻，以减轻第5战区的压力。

因此，李宗仁认为，此次枣宜会战的失利，责任并不在他，而在蒋氏。

可这个话是说不出口的。而在枣宜会战第2阶段，陈诚被蒋氏派来负责指挥保卫宜昌，这不就是现成的背黑锅人选吗？

故而，在枣宜会战的战后检讨会上，李宗仁才会一言不发，毫无担责之意。

但这毕竟是一次失利的会战。此战过后，李宗仁的第5战区已经被压缩在鄂西北山区中，已经不便于指挥宜昌地区了；而薛岳的第9战区也被阻断了与第5战区的联系，对鄂西和湘西防务也鞭长莫及。

因此，蒋氏决定在该地建立一个第6战区。

同时，鉴于第5战区的战略地位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蒋氏把第5战区一分为三，一部分兵力拨给了新成立的第6战区，一部分兵力拨给了刚担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的汤恩伯。

从表面上看，枣宜会战后，李宗仁是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可在实际上，他遭到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部队被分拆，地盘被压缩，新桂系的势力遭到了压制。这恐怕是李宗仁之前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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