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封建专制时代的、为后人所赞扬有加的一代帝王，大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李世民上台执政后，对自己手中的皇权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理解、认识：“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

也就是说，李世民认为，制定、出台事关国家社稷的方针、政策时，仅靠帝王一个人的构想是不行的，应当让臣子们各抒己见，然后从中选择可行之策，才能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少犯错误或者不犯错误。

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基于这种认识，贞观初年的李世民面对社会经济破坏严重，“更新换代”、“玄武门之变”导致的内部隐患尚存，北方异族虎视眈眈等系列严峻的形势，忧心忡忡：如何才能使饱经战火的民众尽快安定下来？如何才能使政权永固？如何才能尽快恢复、发展被破坏的社会经济？

自幼及长，见识不凡的李世民虽然对民间的情况多有了解，对于如何治国安民早就有着一定的看法，但真到了节骨眼上，猛然之间，还是难免失去方向感。

此时，李世民对大唐王朝的社会前景感到迷茫，对自己日思夜想的一些治国理政的韬略、措施没有把握：“今承大乱之后，恐斯民未易化也。”

思之再三，为了尽快找到一条正确的治国之路，李世民决定组织朝廷重臣，进行一场决定治国大政方略的辩论。

辩论伊始，李世民首先发声，抛出问题：“如今，天下刚刚平定，短时间内，恐怕难以教化黎民百姓。”

朝堂上的李世民（剧照）

时任尚书左丞的魏徵当即回道：“陛下，我不这么认为。人们处在危困之地时，就害怕死亡；害怕死亡，他们就盼望着太平安宁的到来。

人们既然有这样的思想意识，教化他们就比较容易。所以，大乱之后，百姓还是可以教化的，这就像忍饥挨饿已久的人急需进食一样。”

魏徵话音一落，李世民又郑重地说道：“即使是再明智的君主，要治理一个大乱后的国家，往往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除战乱留下的不良影响。

而现在，我们刚刚结束战乱，要想实现太平盛世，似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

魏徵接过话题，不以为然地坦诚上奏道：“您的这种说法，只是对平庸之辈而言。如果圣明君主竭力实行教化，诏令朝廷上下齐心协力，老百姓肯定会积极响应。

到那时，即便不去刻意追求，也会很快实现天下大治——一年做到，不会太难；三年做到了，算是慢的了！”

据理上奏的魏徵（剧照）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边手捻须髯，边看着侃侃而谈的魏徵，不时点头赞许。

但是，以隋朝遗臣、唐高祖李渊的老班底封德彝为代表的一干保守势力，不同意魏徵的观点。

他们认为，短时间内，国家不可能进入康宁时期。如果按照魏徵所说去做，国家不但不能大治，还会因急功近利而出现败乱。

尤其是身为贵族高门、隋末遗臣的封德彝，为了确保自己的家族利益，惧怕一切社会变革，并且极端鄙视甚至仇视百姓。

封德彝认为民心“狡薄”不可化，老百姓都是愚顽之辈。

为此，他对李世民说，要想治理好大唐王朝，就应该继续吸纳南北朝以来盛行的治国经验——实施强权政治，对百姓采取镇压手段，以武力降服他们；同时，全力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利益。

唐初朝廷重臣封德彝（画像）

封德彝的主张，其实就是被某些统治者奉为治国圭臬的“霸道”。就过往历史来看，此“道”带给一个王朝的多是悲惨的结局。

魏徵听了封德彝的“讲论”后，引经据典，从三皇五帝谈到夏商周的更替，驳斥了封德彝的民心“狡薄”之论：如果人心一天天向着浮滑、狡诈发展变化，早就成了妖魔鬼怪了！可现实呢？百姓淳朴、勤劳，没有他们，哪有兴旺强盛的国家？

出身寒微的魏徵，深知社会底层的艰难困苦，曾亲眼目睹隋末几经丧乱的社会现实，也知道百姓热切希望社会宁静祥和，因此，他能较多地站在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

魏徵既能正视历史上“百姓凋残”的状况及原因，又能理解“百姓欲静”求安的强烈意愿。因此，他才大胆断言，只要执政者睿智聪慧且政策得当，百姓就可以教化，国家就可以快速大治。

辩论中的魏徵（剧照）

魏徵所说，属于“清静无为”、“仁义治国”之论，是“王道”。

如果推行“王道”政治，施仁政于广大民众，首先面临的急需解决的就是安民问题。

对此，魏徵提出，“静者，为化之本”；“无为而治，德之上也”。他还对李世民及众朝臣说：“隋民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

通过这场辩论，李世民内心早有的一些想法和认识豁然贯通，坚定了以儒家思想治国的信心。他决定，采纳魏徵的意见，推行德化教育，施仁政、行王道，力争数年后达到天下大治。

作为曾经驰骋疆场的一国之主李世民，见过无数战乱之惨，也理解民心思治的意愿。因此，魏徵的看法能够触动李世民的内心。

再者，帝王之道，正是李世民所向往的理想的治国方略。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接受魏徵的意见是自然而且必然的。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画像）

于是，李世民宣称：“朕新即位，为国者要在安静。”主张克己俭约，不扰民，不乱作为。

随之，大唐王朝的“安民静俗，与民休息”、“偃武修文，守成帝业”等系列适应当时国情民意的、对百姓作出让步的大政方针开始确立、实施，“贞观之治”的局面逐渐显现。

这种以“静“为特征的施政主张，一方面适应唐初“百姓欲静”，恢复生产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吸取“隋末民不堪命，率土崩析”的教训。

唐王朝逐渐摆脱困窘局面，兴盛起来后，李世民曾这样赞叹魏徵的远见卓识：

“贞观初年，人皆异论。谓当今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贞观政要》）

总而言之，这次辩论，对“贞观之治”这一良好的历史政局的出现，乃至对整个唐代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贞观之治”时代的唐朝盛况（画作）

魏徵则在这场辩论中显示出了他那卓越的王佐之才，得到了优秀的封建政治家李世民的赏识。

主要参考文献：《旧唐书》、《新唐书》、《贞观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