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在埃及底比斯的一个墓室中，英国哈里斯发现了一份莎草纸文献，由79张莎草纸粘连而成，长达40.5米，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世界最长莎草纸文献，这就是“哈里斯大纸草”（下图，局部，清晰看见）。

据介绍，“哈里斯大纸草”是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84—前1153年4月在位）统治期的资料汇编，包含了六个部分，内容偏重于宗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既是时人编撰，其中内容自然更为可信，属于第一手资料。

问题是，其他部分暂且不谈，但其中一个耕地数据，却让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很难不对该文献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2021年，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古埃及的神庙地产经济》中，指出“《哈里斯大纸草》记载，当时埃及几个主要神庙的地产共有1071780阿鲁拉（约3000平方公里）土地，占全国可耕地的13%—18%。”

以此简单计算可知，拉美西斯三世时期的古埃及耕地总面积为2.3万—1.67万平方公里，合计为3450万亩—2500万亩。

上述数据区间较大，应该采信3450万亩、还是2500万亩？

公元前1世纪的古希腊的狄奥多罗斯指出：古时的总人口约为700万，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也没有减少。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弗拉维斯·约瑟福斯在《犹太战争》中指出：从第26王朝到托勒密时期，除了亚历山大的居民外，它还有750万人，这可以从人头税的收入中得知。且，这些记载都指出古埃及至少有2.5万个左右的城市与村庄（如今中国约有66万个村落）。

基于这一人口数据倒推，由于古罗马时的种收比大致才1：4（缺少肥料时的撒种一般6斤左右），且还有余粮输出到古希腊、古罗马，那么古埃及的耕地面积必然很大，否则无法承载如此之多的人口，因此更应该偏向3450万亩。不然，古希腊与古罗马典籍上记载的数据就有问题。

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各国耕地与人口都会增加，甚至很多国家的耕地面积都是翻倍或数倍增长，因此埃及耕地面积理应大幅度提升。然而，考证近代之后埃及耕地面积，却让人极为不解，因为数十年前埃及耕地面积，竟与3000多年前的差不多！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1961年埃及农业用地面积为2.57万平方公里（3855万亩），阿斯旺大坝正式竣工的1970年为2.84万，此后几年略有增长，1985年后开始大幅度增长，2006年为3.4万，2020年为3.97万，阿斯旺大坝后耕地面积增长近1万平方公里，实际增长了1300万亩。

拉美西斯三世时期，埃及耕地面积为2.3万—1.67万平方公里，其中以古希腊古罗马人口数据看，应该更接近2.3万平方公里。然而，1961年时的埃及耕地面积才2.57万平方公里，仅比拉美西斯三世时大概多0.37万平方公里，即多了555万亩。

也就是说，在过去3000多年内，人类生产力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工业革命之后更是出现质的飞跃，但埃及耕地数量仅增长了大约600万亩，阿斯旺大坝之前的古今埃及耕地数量竟然相差无几！显然，这一现象绝不正常，可信度真不高。

既然“哈里斯大纸草”中数据不可信，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何处，为何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数据呢？

上文谈到古希腊、古罗马人记录了古埃及人口，其中他们谈到古埃及的“古时”人口也是700万，还“这个数字直到今天也没有减少”，且狄奥多罗斯说“这些村庄和城市的数量估计超过了30000 个，这个巨大的数字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等，由此判断拉美西斯三世时人口不可能少，至少也有五六百万。如果想要匹配这一人口数据，那么就要有庞大的耕地，与相应的亩产，否则就会推翻文献记载。

但问题是，如果以上古亩产50余斤计算，即便耕地3450万亩—2500万亩，实质可能只能养活200多万人口，难以与典籍中的人口数据相匹配，那么这个耕地数量有何意义？然而，以英国哈里斯发现这份莎草纸文献的1885年为背景看，就会发现一些“巧合”之处。

1750—1770年英国一英亩产量为18蒲式耳，1795—1800年为21.5蒲式耳‌。一英亩约等于6市亩，一蒲式耳等于27.216千克，因此1795—1800年英国亩产为195斤。

十九世纪，欧洲小麦亩产平均为87—100公斤。1900年，在化肥、农药前，法国小麦亩产为160—200斤，亩产远低于英国。

如果以比当时欧洲略低的亩产为基数，比如亩产150斤，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大致神奇的“巧合”。“哈里斯大纸草”显示：拉美西斯三世时期，埃及耕地面积为3450万亩—2500万亩。在缺少肉食的年代，以每人年均消耗730斤带皮小麦计算，那么这些耕地可以养活的人口恰好为708万—513万！反过来说，以当时欧洲人的亩产推测，想要证实文献中的人口总数等正确，那么拉美西斯三世时大致需要这一耕地数量。最终，两者就变成了互证关系。

综上，所谓“哈里斯大纸草”极有可能是伪作，即就是先有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埃及人口数据，为了让伪作看似真实，于是特意制造耕地数据与典籍上的人口匹配。但百密一疏，没有考虑到古今埃及耕地情况，也未考虑清楚上古亩产情况。

其实，西方类似套路屡见不鲜，先有文书记载，然后地下出土“证据”，正好印证文书记载，两者互相证明，所谓“中国开封犹太人”就是如此，传教士先在文书上记录“始于宋朝的开封犹太人”（中国文献上一字未提），然后清朝时“出土”了开封犹太人三大碑，由此互相证明。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报——古埃及的神庙地产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