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 图片来自网络

1945年4月，时任蒋系部队军务署长的郭汝瑰突然在军务署大院里见到了自己黄埔5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不觉得又惊又喜。

自从1930年11月赴日本就读士官学校以来，郭汝瑰已经与党脱离关系近15年了，而面前这位任逖猷正是他当年的同志。因此，郭汝瑰赶紧把任逖猷拉到一个无人的角落，急迫地问道：

“这么多年，你都到哪去了？如今还有‘关系’没有？”

这个“关系”指的就是和我党的联系。

可让郭汝瑰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位当年意气风发的老同学、老朋友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激动，反而战战兢兢起来：

“哪还有什么‘关系’，难道监狱还没住够？”

郭汝瑰不信。在他看来，任逖猷之所以表现出这样一副样子，一定是不相信自己。

在两人一顿赌咒发誓之后，郭汝瑰终于相信，任逖猷也脱离党了。而任逖猷也相信，郭汝瑰不会害他。因此，在临别之前，任逖猷还是欲语还休的说了一个人的名字-任廉儒。

任廉儒是任逖猷的堂弟，和郭汝瑰也是旧相识。不过，任逖猷也无法确定任廉儒是否真的是地下党，只是觉得很像。

可当任逖猷对任廉儒说了郭汝瑰想要寻找党组织的消息后，任廉儒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反而一口否认，并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看来郭汝瑰这一次寻找党组织的努力就将落空。

所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郭汝瑰已经丧失信心的时候，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任廉儒突然上门了。

原来，得到郭汝瑰寻找党组织的消息后，任廉儒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个消息报告了董老，并奉命与郭汝瑰进行联系。

郭汝瑰虽然在1928年就入了党，但毕竟脱离党已经十几年了，他现在的思想、立场和观点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任廉儒此来就是奉命考察郭汝瑰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任廉儒认为郭汝瑰可信。1945年的5月，在任廉儒的家里，董老和郭汝瑰见了一面。

在此次会面中，郭汝瑰畅谈了他对两党的认识，对蒋氏统治现状的看法以及对蒋系将领们的评价等，获得了董老的认可。

此次会面后不久，任廉儒再次找到郭汝瑰，表示要了解一些蒋军的动向。

郭汝瑰当时是蒋系部队的军务署长，负责管理的就是全国部队的编制以及装备情况。当时，郭汝瑰手里就有一份仅印刷了13份的蒋军战斗序列编制表，他立即就交给了任廉儒。这是郭汝瑰地下工作立下的首份功劳。

任廉儒 图片来自网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时，蒋氏准备组建一个军事代表团赴美，董老指示郭汝瑰一定要加入这个代表团。蒋氏也有让郭汝瑰加入代表团的想法。本来这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可就在郭汝瑰准备赴美的时候，陈诚却突然把他留下了。

原来，此时正准备召开三方会议，陈诚准备把郭汝瑰安排进入三方小组出巡解放区，以便了解一下解放区，为日后进攻解放区做准备。

通过此次出巡，更加坚定了郭汝瑰要回归党组织的想法。可是，当郭汝瑰提出要恢复党籍、要到延安的想法的时候，任廉儒却带着董老的意见对他说：

“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希望你留在这边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从此，郭汝瑰就以一种“白皮红心”的方式在蒋军内部进行一种特殊的战斗。

1947年2月，陈诚把郭汝瑰调任作战厅厅长，目的是要在蒋军指挥系统内安排一个自己人，以便于他在徐州指挥作战。

而郭汝瑰却认为，如果自己当了这个作战厅长，就意味着要直接与华野作战，是要直接参与对民众的伤害，因此不准备接受这个职务。

可任廉儒却认为郭汝瑰应该去做这个作战厅长，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更重要的情报。

就这样，1947年3月5日，郭汝瑰到作战厅走马上任了。

事后证明，这一次职务调动让郭汝瑰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7年3月9日，胡宗南所部占领延安，蒋氏大喜过望。不久，蒋氏召见郭汝瑰，让郭汝瑰研究部署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郭汝瑰拿出了三方案：

其一、转向用兵山东，进攻华野。

其二、转向进攻豫北，进攻中野。

其三、继续在陕北用兵。

蒋氏选择进攻华野。

可当蒋氏刚选定计划不久，郭汝瑰就把情报传递给了任廉儒，并特意指出，一定要注意整编第74师。

正是由于郭汝瑰的情报及时且得力，才使得华野在孟良崮全歼了整编第74师。

在这场战役中，蒋军的兵力调动、行动路线、装备乃至于后勤补给无一不在华野的掌握之中。得此神助，整编74师焉能不覆灭！

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让蒋系统治的腹心之地武汉、南京感受到了威胁，只得由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御。

10月28日，郭汝瑰奉调到南京开会，由蒋氏指定，负责制定大别山作战计划。

郭汝瑰的计划是，以第7、48、28、54四个整编师兵力分两路进入大别山，待到进入到黄山地区后，第十、第85整编师由麻城方向东进，协助攻击。

同时，整编第十一师、第5军和整编84师在鲁中、鲁西、胶东以及黄泛区一线进行“扫荡”，阻止华野与中野之间的配合。

郭汝瑰的计划获得了蒋氏的批准。可不久，这一份计划就出现在华野和中野指挥部的案头，让华野和中野做好了准备。

1948年5月，由于陈诚在徐州和东北连连失利，只得黯然辞职。

作为陈诚“土木系”的干将，郭汝瑰早就成为了一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作战厅长的职位也被其他人觊觎好久了。

陈诚在位时，其他派系虽然眼红，但也不敢贸然对郭汝瑰发难，可陈诚辞职后，那些对作战厅长职务觊觎已久的人定会向自己动手。

郭汝瑰久在作战厅，又提供给我军那么多的重要情报，难保没有疏漏的地方。一旦那些人有意识地针对郭汝瑰进行调查，很有可能会找到漏洞。到那时，郭汝瑰就将暴露。

因此，郭汝瑰借着陈诚辞职的理由辞去了作战厅长的职务。

可陈诚虽然辞职了，但“土木系”仍然存在，“土木系”的第3号人物郭忏找到了郭汝瑰，定要其争取做这个作战厅长，目的是为了要照顾那些“土木系”的军中将领。

而就在此时，受命接替陈诚的顾祝同也找到了郭汝瑰，也让其担任作战厅长。可还没等郭汝瑰答应，蒋氏就下了任命。原因是顾祝同先斩后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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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任廉儒也对郭汝瑰说，也要争取当这个作战厅长，解放战争的仗越打越大，更需要郭汝瑰提供的情报。如果在这个时候郭汝瑰失去了作战厅长这个职务，是对解放事业的一个巨大损失。

1948年7月7日，郭汝瑰重新担任了作战厅长。

那么，郭汝瑰在情报传递的过程中就没有遇到过险情吗？还真有。

在情报战线上，是不能有任何闪失的，哪怕一次再小的闪失，也会给情报的来源带来灭顶之灾。

淮海战役开战之前，何应钦在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主张，认为蒋军主力应该放弃徐州，把部队都撤到两淮，依托津浦铁路两侧与华野、中野决战。

这个方案有其可取之处。

在这一条战线上，以东，是沼泽地带，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以西，有大别山可以作为屏障。尤其是在抗战时期，桂系在这一带盘根错节，势力很大；以北，有淮河防线可以依托；往南，有蚌埠可以作为一个坚固的战略支撑点。从江南而来的作战物资可以几乎不受干扰的增援前线。

郭汝瑰根据何应钦的意图拟定了作战计划。同样，又把这份情报传递到了西柏坡。

如果驻扎在徐州的刘峙和杜聿明真的照计行事，粟裕提出的要把“小淮海”变为“大淮海”战役的战略意图将无法实现。

一旦在长江以北不能大量的歼灭敌军，在以后的渡江作战中，华野和中野将面临很大困难。

负责制定这份计划的郭汝瑰是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的。

可郭汝瑰所处的位置也很尴尬。他作为作战厅长，也不能不奉命行事。可一旦这份计划被刘峙、杜聿明执行，那他岂不是将成为千古罪人？

因此，郭汝瑰就想尽一切办法来干扰蒋氏的决心。

从黄百韬奉命从新安镇撤退开始，蒋氏的指挥就发生了错乱。

本来，驻扎在海州的第44军和第9绥靖区的部队完全可以向东撤退，走连云港从海路逃离。可在郭汝瑰的劝说下，蒋氏下令黄百韬要在新安镇等第44军到后再撤退、可这一等，就是两天时间。

要知道，在一场大战中，可谓是分秒必争，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的这两天，为华野追上黄百韬赢得了时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郭汝瑰在蒋氏面前进言了。

而且，蒋氏一会儿命令固守徐州，一会儿命令撤守蚌埠，朝令夕改，让在前线的杜聿明无所适从，这一切，仍然是郭汝瑰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而就在这个时期，郭汝瑰遇到了他在地下工作中的一次重大危机。

在黄百韬部被华野围困在碾庄之后，华野也无法明确判断黄百韬下一步的动向，究竟是固守待援呢，还是在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等人的接应下突围呢？

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到近百万大军的排兵布阵，稍有闪失，不仅歼灭不了黄百韬，恐怕连杜聿明也会率部逃跑了。

在蒋氏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郭汝瑰建议，黄百韬部应固守待援，等待杜聿明来救援，这是当下比较合适的策略。

蒋氏是很看重郭汝瑰的，就同意了郭汝瑰的建议，并当场形成了作战计划。

会议结束后，郭汝瑰把此次作战会议的内容以及江防计划等9份机要文件交给了任廉儒，嘱咐他立即把情报传递出去。

可任廉儒却遇到了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他的上级此时并不在上海，情报无法传递。

由于当时地下党采取的大多都是单线联系，和横线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上线不在上海，任廉儒虽然急得要命，但却无计可施。

郭汝瑰提供的情报又是十万火急，是耽误不得的。

万般无奈之下，任廉儒只得找到了民革的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委托他通过特殊渠道把这些绝密文件传递到淮海前线。

这位王葆真，此时已经年近七旬，资历很老，并且为人和立场都值得信任。

王葆真拿到这些文件后也知道，这件事没有万一，只能是万无一失，一旦有失，不仅会丧失华野正在保持的战略优势，还会让情报的源头郭汝瑰面临生命危险。

因此，王葆真根本就没敢把这些文件放在身边，而是藏在了上海新闸路一座隐秘的房子里。

而就在这时，民革在南京的地下组织被蒋系特务破获，主要负责人孟士衡被捕。

由于孟士衡是王葆真的下级，特务们顺着这条线找到了上海并抓住了王葆真。

幸亏王葆真感觉到事情不对头，事先就紧急把郭汝瑰提供的9份情报销毁，不然，郭汝瑰危矣！

王葆真 图片来自王葆真

王葆真被捕后，遭到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可这位已经年近七旬的老人，虽然被打得遍体鳞伤，却一字不吐。因为在民革被捕的这几人中，仅有他知道郭汝瑰的身份。只要他咬牙顶住了，郭汝瑰就没有生命危险。

特务们见撬不开王葆真的嘴，只得严加看管。可由于王葆真的资历很老，在蒋氏系统内有很多元老都是他的朋友。由于当时蒋氏已经下野，这批人就找到了李宗仁求情。后来在李宗仁的干预下，王葆真才得以免死。

郭汝瑰的单线联络人任廉儒也在这次大搜捕中幸免遇难，逃到了香港。

正是由于王葆真的舍命保护，切断了特务们继续追查的线索，郭汝瑰才得以生还。不然，郭汝瑰早就暴露了。

可当时的郭汝瑰哪里知道这些情况，一直到了郭汝瑰起义后，他才得知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了，但郭汝瑰仍然大为感动。

要说在蒋系内部没有人怀疑郭汝瑰？那也不尽然，起码杜聿明和邓文仪二人就怀疑郭汝瑰。

可杜聿明对郭汝瑰的怀疑理由过于站不住脚，仅凭郭汝瑰家中简朴，为官廉洁就能断定郭汝瑰是地下党？这个理由连蒋氏都视为笑话。

虽然杜聿明信誓旦旦地说，山东曾有来人有证据证明郭汝瑰是地下党，可却迟迟不拿出来。由此可见，他的证据恐怕也是捕风捉影，并非“板上钉钉”。

邓文仪是蒋氏身边一个老牌的特务，他不像杜聿明那样仅是怀疑，而是派人密切监视郭汝瑰。郭汝瑰此时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确实，以当时的情况分析，凡是郭汝瑰制定的计划，华野和中野总能预测到；凡是郭汝瑰给蒋氏的建议，事后总能被判明是错误的。一次两次，还可以用判断失误来搪塞，可总是这样，事情就有些不对头了。

郭汝瑰也感觉到周围的气味有些不对头，就对从香港赶回的任廉儒表达了想要到解放区的想法。

任廉儒在请示了上级之后对郭汝瑰说，你到解放区的作用不大，还不如到西南去掌握一支部队，在将来实行起义，作用会更大。

郭汝瑰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找到了顾祝同，表达了想要到西南带兵的想法。

在当时，蒋军已经兵败如山倒，那些将领们能躲则躲，哪里会有人主动要求到一线带兵？

郭汝瑰的这个要求让顾祝同不由得刮目相看起来，表示要向蒋氏汇报后再做决定。

而此时，由于陈诚的主力第十八军在淮海战场被全歼，侥幸逃脱的胡琏受命重新组建18军。

见郭汝瑰有意到一线部队，胡琏就对蒋氏表示要郭汝瑰到第十八军去。

1949年1月初，郭汝瑰被蒋氏任命为第十八军军长。

可郭汝瑰认为，要想在第十八军发动起义，困难太大。这些部队虽然不是原有的那支“五大主力”之一，战斗力没有那么强，可在部队的管控方面还要超过原有的那支第十八军。这是因为第十八军在重建时，蒋氏为了牢牢控制住这支部队，抽调了大量的特务充斥其中。

当郭汝瑰把顾虑讲给任廉儒听的时候，任廉儒建议郭汝瑰拒绝到第十八军赴任，要求到西南去。

郭汝瑰认为不妥。作为一名将领，谁不想掌握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呢？放弃“五大主力”不去，反要到西南去掌握一支二、三流的部队，这不是自露嫌疑吗？

可不料，在1月21日，蒋氏突然下令，让郭汝瑰改任第72军军长，立即开赴西南。

说起来，这件事还要感谢另一位在蒋系军内高层的地下党员刘斐。

他对蒋氏说，郭汝瑰虽然在学历和学识上都够担任军长，可是由于在一线历练的少，并且愿意出“奇计”，不太稳当。由这样一个人担任“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军军长，似乎不妥。

一来，蒋氏确实认为郭汝瑰担任第十八军军长有些勉强。

郭汝瑰虽然计谋百出，但在一线部队担任主官的经历仅有在淞沪会战中当过几天的代理旅长，还有就是在晋升集团军参谋长的时候，短暂地当了一阵暂编第5师师长，一线的指挥经验不足。

二来，蒋氏此时已经对郭汝瑰起了疑心。

蒋氏本就是一个生性多疑的人，自己听从郭汝瑰的建议行事，事后总被证明是错误的。难道事情真的会这么巧？

因此，蒋氏就不放心把精锐的第十八军交给郭汝瑰了。可是，又没有证据证明郭汝瑰就是地下党，蒋氏也只能把郭汝瑰派到了西南。

从此之后，郭汝瑰脱离了蒋氏的控制，手中握有一军之众，为日后的宜宾起义打下了基础。

这正是，“鳌鱼脱了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来。”

图片来自王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