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被错杀，我有责任。”

解放后，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提到高敬亭的死，他曾这样说。

1939年，高敬亭在经历了三天的“反高大会”批判后，于6月24日，在合肥青龙厂被执行枪决。

此事在当时国共两党内部，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直至多年后，毛主席还不忘高敬亭之死。

1975年，毛主席做出重要指示，要求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

两年后，解放军政治部正式对外发布，关于给高敬亭平反的通知。

对高敬亭在历史时期的功与过，给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恢复其名誉权。

高敬亭当年因何被判枪决？为什么在解放后又被定义为“错杀”？

一、加入工农革命军，成为擅长打游击战的猛将

高敬亭，河南新县人。

受到同学梅光荣讲述革命思想的启蒙，还有黄麻起义带来的震撼，于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

他曾读过私塾，粗通文墨，适应能力强，很快便能带领群众参与斗争。

由于他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很快在群众中建立起了威望。

仅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高敬亭就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里担任要职。

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为了保存实力，主力部队离开鄂豫皖。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留在鄂豫皖的革命力量，军队进行了整编，重建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被任命为七十五师政治委员。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带领红一、二、四军长征时，留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军被整编为红28军。

1935年除夕夜，军队干部在皖西太湖县召开会议，提出对红28军进行第三次重编，高敬亭担任政治委员。

会后，高敬亭带领红28军在大别山地区，鄂豫皖3省的51县，通过打游击战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队继续作斗争。

在他的带领下，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蒋介石心存畏惧，任命梁冠英为总指挥，要求他在3个月内肃清大别山地区的所有红军。

驻扎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10万左右，而红28军只有几千人。

双方实力相差悬殊，让蒋介石误以为他们必胜。

实际上，梁冠英接到蒋介石的军令后，多次发起猛攻，而最后的结局是屡次失败。

事后，在作战况分析的时候，蒋介石把战败的原因归结于梁冠英的无能，又任命曾经围剿过红军的卫立煌为总指挥。

此时的蒋介石认为，国民党拥有绝对的优势兵力，再加上武器装备先进，在具有围剿红军经验的将领指挥下，国民党一定可以取胜。

然而，几场战役打下来，国民党军队还是无法对红军带来致命性的威胁。

气急败坏的卫立煌只好重新部署了军队，采取了“剿抚兼施”等政策，试图取胜，给蒋介石一个交代。

而高敬亭见卫立煌的战斗政策发生了改变，便采取了见招拆招的方式，利用地形等优势条件，继续打游击战。

红28军在这一带，面临着敌方兵力多于我方数百倍、没有大后方补给的情况下，坚持了3年多。

不仅保全了军队，还实现了发展壮大，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二、军队内部人心不齐，矛盾出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鄂、豫、皖、赣、闽、浙、湘、粤等8省15个游击区的军队，被改编为新四军。

其中，高敬亭领导的红28军，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

第四支队是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中，人数多，武器多，发展武装力量最为迅速的一个，扩大了新四军和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此时，第四支队不再是高敬亭一个人说的算了，中央又派来了戴季英、郑位三、肖望东以及张体学等人在军中担任要职。

郑位三和戴季英均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还都是鄂豫皖根据地的主创人员之一，但是高敬亭却对他们心存排斥。

向来服从组织安排的高敬亭，这一次却有些不满，主要是他认为这几个人在过往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却没有被组织追究。

尤其是戴季英，非常喜欢搞肃反，曾经抓捕过为革命做出重要贡献的刘志丹等人。

高敬亭认为刚来的这些人受到戴季英影响，喜欢搞“肃清运动”，习惯于把枪口朝向自己的革命同志。

因此，不信任他们，甚至认为他们是来夺权的。

他不仅自己不信任戴季英等人，还要求属下，对他们也要有防备之心，不要随便服从那些人的指挥。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跟戴季英一样是空降过来的干部，在第四支队里，常常遭到排挤和冷落。

高敬亭的做法是犯下了严重的组织错误，但是当时忙于战争，并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1938年春，高敬亭根据上级指示，率部东进抗日。

在巢湖蒋家河口，全歼来犯的日军，首战告捷。

蒋介石得知获胜的消息后，一改往日看不起新四军的态度，专门发来了贺电，表扬第四支队英勇无畏。

这个时期的高敬亭，不仅在自己率领的队伍里，具有很高的威望，在整个新四军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因此，他的很多决定，没有人质疑，都是坚决服从。

蒋介石担心高敬亭的队伍壮大之后，会影响到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地区的发展。

于是趁着高敬亭东进的时候，把国民党桂系军队调去大别山。

如此一来，国民党不仅抢占了我党我军在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成果，也是把高敬亭的部队排挤在大别山地区之外，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思来想去，高敬亭违抗军令，不再率领全部军队东进，而是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大别山根据地。

高敬亭的做法，被很多人看成是，违背中央的军事决策，故意破坏国内统一抗日战线。

邓子恢在他的自传里，也提到此事。

1938年冬天，组织派张云逸前去说服高敬亭执行军令，而高不予以理睬，坚持要把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

劝说不了高敬亭，张云逸又联手郑位三等人去劝说高敬亭的部下。

结果是四支队的干部们愿意服从军令，率部前往敌后抗战，而高敬亭却坚持不肯，此事成为很多人批判高敬亭的把柄。

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四军军长叶挺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对高敬亭部的指挥权。

可是，战况紧急，他只好改变策略，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提出让第四支队的第七团和第九团继续东进。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改变高敬亭命运的事情——属下投敌叛变。

第七团的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居然率部，投靠了蒋介石派来的桂系军队。

这两人是高敬亭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事发之后，新四军内部很多人对高敬亭的信任度降低，也加速了叶挺、邓子恢等人对高敬亭的处理。

高敬亭在新四军内部，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军官。

他先前的做法，早就引起了一些人不满，此时，他们开始落井下石。

1939年5月，时任安徽省主席廖磊在叶挺面前告高敬亭的状，说高敬亭随便招兵买马、不服从军令等。

廖磊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让当时本来对高敬亭有些不满的叶挺，当即作出决定要严肃处理高敬亭。

三、追究问题，高敬亭被执行枪决

叶挺考虑到当时还处于国共共同抗日期间，他在当月月底，分别向中央和蒋介石发了关于处分高敬亭的电报。

通过这份电报，蒋介石发现了新四军内部已经乱起来了。

还有高敬亭的队伍一直霸占着大别山地区，不仅不利于国民党军队驻扎，也遭到了新四军其他军官们的不满。

蒋介石迅速回电，同意叶挺对高敬亭执行军法。

叶挺和邓子恢等人召集干部开会，传达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针对杨克志和曹玉福叛变一事，开展斗争。

会上，有些干部向叶挺等人诉苦，高敬亭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等，要求立即撤去高敬亭的职位。

原本是批斗杨、曹二人叛变的会议，由此转变为了对高敬亭进行批判。

曾经被中央和军部派来，在四支队不被高敬亭信任而没有得到重用的军官和战士们，向叶挺等人诉苦，他们完全被孤立等。

据邓子恢回忆录里记载，战事紧张，他们在给中央和军部的电报里，提出要撤掉高敬亭的职位，将其逮捕。

并对四支队进行改组，把第八、十还有十五团整编为第五支队。

在还没有收到中央和军部的指示，高敬亭已经被抓捕了，开展了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

1939年，6月21日至23日，在青龙厂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高敬亭公审大会，公开批判高敬亭。

邓子恢在会上，宣读高敬亭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对抗军部领导等罪名，“高敬亭被处以死刑，并上报国共两党。”

这边刚宣读高敬亭判处死刑，蒋介石就给江北指挥部发去电令，批准对高敬亭处以枪刑。

24日上午8点，江北警卫班在青龙厂对高敬亭执行枪决。

随后，叶挺收到了中央和军部的回电，但是已经晚了，人已经死了。

此事在党内引起很多人反思。

毛主席曾发电质问，事关重大，为什么没有安排高敬亭去延安。

当年宣读高敬亭罪行、给高敬亭判死刑的邓子恢，也后悔了，承认自己应该为高敬亭的死负责。

总结：

综上，不可否认，高敬亭在过往工作中，的确犯下了一些错误，但是罪不至死，是可以安排他离开新四军，到延安接受教育。

事后，与高敬亭之死有关的新四军军官们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可惜的是，为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高敬亭再也回不来了。

参考资料：

1、高敬亭的冤案究竟冤在哪里?——《资料通讯》 2006年第7期76-80,共5页

2、高敬亭案件深度剖析——《安徽史学》 2015年第2期154-162,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