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民族像准噶尔这样，在短短数十年间从辉煌走向毁灭。从康熙到雍正，这个游牧民族以其强悍的军事实力和灵活的外交手腕，让大清帝国数次远征都无功而返。他们掌控着连接中亚与东亚的商路，拥有先进的火器，甚至能与沙俄这样的大国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就在乾隆年间，这个曾让清廷头疼不已的劲敌却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逐渐衰落。当叛将阿睦尔撒纳率军投诚时，乾隆帝看到了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的机会。但是，为什么最后的结局会如此惨烈？为何乾隆帝会做出将准噶尔人几乎赶尽杀绝的决定？

17世纪中期，准噶尔汗国在噶尔丹的领导下迅速崛起。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政权，准噶尔汗国建立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在于其精良的军事组织。准噶尔军队采用＂十户为一甲＂的编制方式，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参军。这种军事组织方式使准噶尔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军队。

准噶尔军队的特色在于其骑兵部队。每个骑兵不仅精通马术，还配备了从俄罗斯购买的火枪。这些骑兵能够在草原上快速机动，实施游击战术。当遇到强敌时，他们可以迅速撤退；当发现敌军疲惫时，又可以立即发起进攻。这种战术在与清军的对抗中屡试不爷。

在经济上，准噶尔汗国控制着连接中亚与东亚的重要商道。他们向过往商队收取保护费，并参与丝绸、茶叶、皮毛等商品的贸易。准噶尔人还掌握了先进的冶炼技术，能够自行生产简单的火器和农具。他们在伊犁河谷发展了初具规模的农业，这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粮食供应。

准噶尔汗国的社会组织也十分严密。噶尔丹建立了类似于蒙古八旗制度的军政合一体制。他将部落贵族编入不同的旗帜之下，既保持了传统的部落结构，又加强了中央对各部落的控制。在宗教方面，准噶尔人信仰藏传佛教格鲁派，噶尔丹本人更是在西藏拉萨学习多年，这使准噶尔汗国获得了强大的宗教影响力。

在外交上，准噶尔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他们与沙俄保持贸易往来，从中获取火器技术；与哈萨克时而结盟，时而对抗；对西藏则采取军事和宗教并重的政策。这种多边外交使准噶尔在与清朝对抗时能够获得各方支持。

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实力达到顶峰。他们的势力范围东至哈密，西至巴尔喀什湖，北抵西伯利亚，南达天山南麓。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拥有数十万人口，其中能征善战的军队约有十万人。正是这样强大的军事实力，使准噶尔在康熙年间四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并在雍正年间迫使清朝签订和平条约。

1745年，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噶尔丹策零突然去世，这一事件引发了准噶尔部落内部长达数年的权力争夺战。噶尔丹策零留下四个儿子：拉马扎布、策旺多尔济、策布准扎布和班第。按照蒙古传统，长子拉马扎布本应继承汗位，但准噶尔贵族中的大部分人却支持三子策布准扎布。

这场继承之争很快演变成全面内战。拉马扎布得到了部分传统贵族的支持，而策布准扎布则获得了军事将领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两派势力在伊犁河谷展开激烈争斗，导致准噶尔的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牲畜被屠宰，农田被毁坏，商路中断，准噶尔积累多年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749年，在一次重要的战役中，拉马扎布的军队在额尔齐斯河畔遭到策布准扎布部队的伏击。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拉马扎布战败，被迫逃往哈萨克汗国寻求庇护。策布准扎布随即登上汗位，成为准噶尔的新统治者。

然而，策布准扎布的统治并未给准噶尔带来和平。新汗为了巩固权力，开始打压那些曾支持拉马扎布的贵族。他没收了这些贵族的牧场和财产，并将其中一些人流放到偏远地区。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多贵族的不满。同时，策布准扎布对有功之臣阿睦尔撒纳也开始疏远，并削减了其军权。

阿睦尔撒纳原本统领着准噶尔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在帮助策布准扎布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立下大功。但策布准扎布登位后，不但没有给予阿睦尔撒纳应得的地位，反而试图限制其势力。这种做法彻底激怒了阿睦尔撒纳。

1751年春天，阿睦尔撒纳率领其部众向北迁徙，表面上是去收取游牧部落的贡赋，实际上是在为反叛做准备。他暗中联络了其他不满策布准扎布统治的贵族，并开始筹划推翻策布准扎布的计划。

这一年的秋天，阿睦尔撒纳突然率军南下，直取伊犁。策布准扎布匆忙组织军队迎战，但由于准备不足，又有部分将领暗中响应阿睦尔撒纳，其军队很快溃散。策布准扎布被迫逃往阿尔泰山区。

然而，阿睦尔撒纳的胜利并未得到所有准噶尔贵族的认可。一些传统势力仍然支持策布准扎布，另一些贵族则转而支持其他继承人。准噶尔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各个部落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这种局面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准噶尔的军事实力，也使其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周边的部落开始蠢蠢欲动，准噶尔在中亚地区苦心经营的影响力逐渐丧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睦尔撒纳做出了一个改变准噶尔命运的重大决定：向清朝投诚。这个决定不仅最终导致了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彻底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1754年，阿睦尔撒纳派遣使者抵达北京，向乾隆帝表达投诚之意。这位准噶尔将领提出，如果清朝出兵援助，他愿意率部归附，并协助清军平定准噶尔。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乾隆立即下令调集大军，准备对准噶尔发动全面进攻。

1755年春，清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发。北路军由定边将军班第统领，经额尔齐斯河向西进军；南路军则由大将军兆惠率领，取道巴里坤、哈密一线西进。两支军队共计约五万人，这是清朝自康熙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西征。

南路军在进军过程中首先遭遇策布准扎布的主力。在塔尔巴哈台附近，双方展开激战。清军凭借火器优势和严密的战术配合，将准噶尔军队击溃。策布准扎布被迫向伊犁方向撤退。北路军则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准噶尔的重要牧场。

六月，两路清军在伊犁河谷会师。此时的准噶尔军队已经分散，战斗力大减。清军很快控制了伊犁地区，策布准扎布在最后的抵抗中被俘，随后被押解至北京处死。至此，准噶尔汗国的统治格局被彻底打破。

然而，战争并未就此结束。在清军占领准噶尔核心地区后，阿睦尔撒纳提出要求担任准噶尔汗位。这个要求遭到乾隆帝的拒绝。清廷只同意封他为平定准噶尔功臣，并赐予较高爵位。这个决定让阿睦尔撒纳大失所望。

1756年初，当清军主力开始撤离时，阿睦尔撒纳突然发动叛乱。他联合了散布在各地的准噶尔残余势力，对留守的清军发动突然袭击。在塔尔巴哈台一带，清军守将岳钟琪遭到围攻，损失惨重。阿睦尔撒纳的叛变，使清朝在准噶尔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统治再次动摇。

乾隆帝立即调集新的军队进行征讨。这次清军采取了更为稳妥的战术，首先确保补给线的安全，然后再逐步向西推进。在军事行动的同时，清廷还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争取准噶尔各部落首领投降。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作战，清军终于再次控制了局势。阿睦尔撒纳的军队被打散，他本人则逃往俄国境内，后因染上天花而死。到1757年底，准噶尔最后的抵抗力量基本被清除。清朝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建立起直接统治，这片区域随后被命名为＂新疆＂。

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不仅改变了准噶尔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中亚地区的政治格局。清朝通过这次军事行动，将统治范围推进到天山以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新的边疆治理体系。然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尘埃落定。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使这片土地上演出更为惨烈的历史剧变。

1757年冬，当清军在准噶尔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时，乾隆帝下达了一道震惊朝野的密旨：对准噶尔人实施全面清剿。这个决定的执行过程极其惨烈，其规模之大、手段之严酷，在清朝历史上都属罕见。

清军首先对准噶尔各部落实施军事包围。在伊犁河谷、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山区等地区，大量清军被派驻到各个要道和关隘。这些军队的任务是截断准噶尔人可能的逃跑路线。同时，清军还在主要居住区设立检查站，严密监控人口流动。

随后，清军开始对准噶尔各部落进行地毯式搜索。凡是发现的准噶尔成年男子，不论是否参与过反抗，一律处死。妇女和儿童则被分散安置到蒙古各部落中，或被送往内地为奴。这种做法实际上切断了准噶尔人维系民族传承的可能。

在伊犁河谷的行动中，清军将发现的准噶尔村落整体清除。一位参与行动的将领在奏折中记载，仅在一次行动中就处决了数千名准噶尔男子。那些试图逃往山区的准噶尔人，往往会被早已埋伏的清军截获。

在塔尔巴哈台地区，清军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他们不仅处决了当地的准噶尔人，还摧毁了他们的牧场和定居点。准噶尔人世代居住的帐篷被焚烧，牲畜被没收或宰杀。这种做法使得即使有漏网的准噶尔人，也很难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存。

阿尔泰山区的清剿行动持续时间最长。由于地形复杂，许多准噶尔人得以暂时躲避。但清军采取了持久战术，封锁山口，切断补给，最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走出山区。当他们走出来时，等待他们的往往是处决的命运。

一些准噶尔人试图逃往邻近的哈萨克汗国或俄国境内。但清廷早已与这些国家达成协议，要求他们将逃亡的准噶尔人遣返。被遣返的准噶尔人最终难逃厄运。据统计，在这次行动中，准噶尔人口从原来的六十多万锐减到不足十万。

清廷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抹去准噶尔的文化痕迹。准噶尔人的寺庙被拆除或改建，他们的历史文献被销毁。清廷甚至改变了当地的地名，将具有准噶尔特色的地名改为汉语或满语名称。

为了确保准噶尔不会再次崛起，清廷在这片土地上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量汉族、满族、蒙古族移民被迁入原准噶尔地区。他们在军事屯田的同时，也改变了这片土地的人口构成。到乾隆末年，准噶尔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民族，实际上已经在历史上消失。

这场灭族行动的影响深远。它不仅改变了新疆北部地区的人口和文化格局，也在清朝的民族政策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这种严酷的政策背后，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边疆治理的某些基本考虑。

1760年，随着准噶尔残余势力的彻底消失，清朝开始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建立新的统治秩序。首先，清廷在伊犁设立将军，统辖天山以北地区；同时在乌鲁木齐设立参赞大臣，负责军屯事务。这种双重管理体制成为清朝治理新疆的基本框架。

伊犁将军掌握军政大权，下设塔尔巴哈台、伊犁、乌鲁木齐三个办事大臣。每个大臣分别管理所辖区域的军事、民政等事务。在具体治理中，清廷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对游牧地区实行札萨克制度，而在农业区域则推行屯田制。

在军事屯田方面，清廷制定了详细的规划。从1761年开始，陆续从内地调遣绿营兵、八旗兵前来屯田。这些军屯除了承担军事防御任务外，还要从事农业生产。在乌鲁木齐地区，清廷设立了规模庞大的屯田区，将这里发展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为了支持军屯的发展，清廷投入大量资源改善农业条件。在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系统。工部派遣专门的水利工程师前来指导，开凿渠道，建造水闸。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为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口政策方面，清廷采取了积极的移民措施。除了军屯人口外，还鼓励内地商人和农民迁居新疆。在乌鲁木齐等地，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定居点。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也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

清廷还特别重视交通体系的建设。从1762年开始，在天山北路修建一系列驿站，确保军事和政务信息的快速传递。这些驿站之间的距离通常是一天的行程，每个驿站都储备足够的马匹和口粮。驿站网络的建立，使得新疆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财政管理方面，清廷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各地征收的赋税，必须详细记录并定期上报。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一些地区还被允许用实物代替现银缴纳税赋。这种灵活的财政政策，有助于维持地方治理的稳定。

在宗教政策方面，清廷对各民族的信仰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虽然清除了准噶尔的佛教寺院，但对其他民族的宗教活动并未过多干预。在伊犁等地，穆斯林可以自由进行宗教活动，只要不违背清廷的基本统治秩序。

商业管理也是新疆治理的重要内容。清廷在各主要城市设立商务衙门，专门管理商业活动。对来自中亚的商队，制定了专门的管理条例，规定其活动范围和交易方式。这些措施促进了新疆与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到乾隆后期，新疆的治理体系已经逐步完善。这个体系虽然在后来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通过这套治理体系，清朝将新疆纳入帝国版图，并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了长期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