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4日至5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偕同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等亲赴徐州“剿总”，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决定、部署“徐蚌会战”方案，可谓是一次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会议，但徐州“剿总”所有的军长级别以上的将领是不是都参加了呢，显然不是。我们无法还原当时的会场情景，但从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一些将领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是有各自的原因的。而这些原因，同样是发人深思的。
一、徐州“剿总”各副司令参会情况
1、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没有参加会议，此时在葫芦岛收拾辽沈战役残局。本来，东北的活，其他人完全可以接替，他是私心在作怪，梦想刘峙把徐州丢了，把部队拉到淮河以南，他再去上任指挥作战。既不担丢失徐州的责任，也不担部队在转移之中被解放军拦截，然后各个歼灭的责任。
2、副总司令兼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从多人的回忆文章判断，他没有参加会议，但随后他赶到了徐州。在张克侠、何基沣起义的时候，他就在冯治安公馆。他没有参加会议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已经接到了徐州“剿总”的命令，留下一个米文和第181师守商丘，主力向临淮关、蚌埠转移，他要亲自指挥，以免夜长梦多。
3、副总司令兼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参加了会议，但恐怕不是全程参加。但据何基沣、张克侠回忆，5号当天，他就把第三绥靖区的重要将领集中了起来，要召开长时间的会议，并引起众将领不满。看来，他领到的“作战计划”，应当是针对自己人的。有关这一点，杜聿明、李以劻等人的回忆录中都有提及。
4、副总司令韩德勤，在上海、南京督办粮草，应当没有参加。因为邱清泉、李弥向联勤部门的人发难时，并没有考虑到韩德勤的“面子”。
5、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参加，因为5号当天，他就在电话机旁边守住，等待放弃海州，向徐州撤退的命令呢。
6、副总司令孙震、陈鼎勋已经履新职，不提。
二，徐州“剿总”的主要幕僚、参谋长李树正等人参加了会议。
三，前进指挥部的高级幕僚，恐怕一个也没有参加会议。此时的舒适存和文强，还在南京逍遥呢。因而，在11月10日晚，杜聿明返徐州后，曾一度造成指挥上的脱节，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各兵团、各绥靖区司令官参会情况
四个兵团司令，孙元良、李弥、邱清泉、黄百韬均参加了会议。而对该次会议寄希望最大的是黄百韬，他提出了“团式集约战术”以应对当前危局，并判断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是第7兵团。邱清泉出了两次面，一是错误地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黄口一带，二是说物资分配的事。孙元良也说了联勤部门给第16兵团配发的汽车不到位一事。李弥几乎没有出镜。
刘汝明、李延年两个绥靖区司令没有参加会议，只有冯治安一人参加。由于其司令部就在徐州，他并未全程参加会议。从众人的回忆中不难看出，第三绥靖区已经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关注”。
五，各军长到会的情况，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加以分折，大致的情况应当是：
1、第7兵团，第25军军长陈士章和第64军军长刘镇湘参加了会议，二人写有回忆文章。第63军军长陈章也参加了会议，他的下属黎天荣、李友庄，在回忆文章里有所记载。但第100军军长周志道，很明显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他在执行徐州“剿总”支援海州的命令。11月2日出发，5日接到命令原路返回的。
2、第13兵团第8军军长周开成、第9军军长黄淑参加了会议，也各有回忆文章。他们当时的位置，离徐州较近，且处于相对保险的地位。
3、第2兵团第5军军长熊笑三、第70军军长高吉人、第74军军长邱维达、第12军军长舒荣，参加了会议，邱维达有回忆文章说到他们。但，当时砀山、黄口方向，已经发现敌情，邱清泉和他的将领们，并不以为意。
4、第16兵团的两个军长，胡临聪和汪匣锋，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他们的部队正在向蒙城、涡阳地区开拔中。另，第99军军长胡长青，也没有参加会议，他的部队正在向蚌埠转进中。
5、第四绥靖区的两个军长曹福林、刘汝珍同样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的部队，也在开拔中。
6、第三绥靖区的两个军长，一个是第59军军长刘振三，请假到上海了，没有参加会议，一个是第77军军长王长海，应当没有参加会议，因为连在冯治安公馆召开的第三绥靖区的作战会议，他都没有参加。
7、第九绥靖区的第44军军长王泽浚，没有参加会议，他和李延年以及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在等通知呢。
8、直属部队中，第72军军长余锦源参加了会议，第107军军长孙良诚也参加了会议。
如此看来，邱维达所说的40多人，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分析这些将领到会的情况，有会用意义呢？无外乎：
1、一面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一面安排部队转进、撤退，说明此作战方案形成的仓促与不完善。
2、指挥系统出现的问题不可弥补，蒋介石既然已经决定让杜聿明负实际指挥责任，而杜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他的两个参谋长也没有参加会议。为以后的黄百韬被围与援救不力埋下了伏笔。
3、从10月中旬到11月5日，国民党高层对于徐蚌会战拿出了至少三套以上的方案，无论是杜聿明的“佯攻济宁、实攻济南”计划，或是由白崇禧统一指挥两大“剿总”兵力的联合作战，以及何应钦的淮河战略，都没有得到落实。最后仓促抛出这个徐蚌会战计划，还因为情况的突变，而被刘峙等人破坏得面目全非。
4、得着“便宜”、担任次要作战任务的刘汝明、孙元良、胡长青，跑得比兔子都快，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黄百韬、邱清泉还在争执着，所谓的贻误战机，也不仅仅是刘峙一个人造成的。
最终，国民党以一个延迟而又被不停地修改着、调整着、破坏着的作战方案，被动地应付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未开战之时，败局已经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