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西汉前期儒学教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西汉前期的儒学教化不仅使得儒家思想重新得到恢复与发展，其与政治的结合更是起到了稳固新生政权的目的。

汉初，郦食其、高堂生等儒家学者纷纷投身于高祖刘邦麾下，以其才干和谋略改变了高祖原先对儒生“竖儒”“腐儒”的形象认知，并颁《求贤诏》大力网罗在野儒生以充实官僚机构，开创了中国封建史皇帝下诏求贤的先河。

虽然这一举措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但其背后所体现的是君主发现并认识了儒学的价值，儒学开始逐渐步入统治阶层的行列。

惠帝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其所施政策深受儒学的影响，不仅以身作则践行孝道，还以官方的身份明确对民间“大孝”行为进行表彰，教化百姓重视孝道。

之后的文帝、景帝两位帝王更是增强了对儒学的重视程度，不仅继承了先前帝王“以孝治国”的治国方略，更是在惠帝的基础上将孝道教化落实至各阶层。

除却统治者作孝悌表率、以孝为谥、颁布养老令、表彰民间孝悌行为之外，政府还将选官制度与国民道德修养高低相结合。

这些政治制度与儒学的融合，无形地将儒家的价值理念渗透至每个国民心中，固化了百姓的道德伦理观念，从而对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农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类型。

重农政策作为西汉王朝贯穿始终的基本国策，不仅是对先秦儒家重农思想的继承，也是基于汉初社会现实的选择。

汉初统治者的重农惠民政策不仅体现在大量促进农业发展诏令的颁布，也体现在一些水利工程的修建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颁布了“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等法令促进农业生产；同时减轻田赋，改十税一为十五税一，文帝时期甚至达到三十税一的程度发展农业；

针对社会上富商大贾圈地自富的行为，高祖下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这些重农政策发布之后，社会经济逐渐恢复。

文帝即位后，下《开借田诏》《劝农诏》等诏令，将儒家重农思想与国家政策直接结合，此外“亲耕籍田”“亲率群臣农以劝之”的行为也促进了社会重农风气的盛行。

在地方，各级官吏以身作则，为民表率，不仅积极倡导富民思想，还通过对水利工程的修建达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文帝时期的文翁在任蜀郡太守时，对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行修补完善。其中穿淘湔江引水灌溉土地的举措使得周边一千七百多顷土地都不再受水源的困扰，从而出现了“民物阜康”的局面。

此外，三老与基层官员共同动员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

通过政府控制与社会教化双重手段的结合，汉初经济凋敝的社会现状很快得到了改善，百姓逐渐由饥寒交迫变得衣食无忧，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中国儒学之兴盛肇始于汉。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社会呈现百废待兴之态，为尽快恢复发展，汉初统治者将黄老无为思想作为封建政权的指导思想，但在无为思想的指导下一些诸如管理疏松、难以控制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统治者意识到只有改变国家的意识形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儒学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思想流派逐步被统治者所接纳。

就陆贾、贾谊等汉初儒者而言，他们剔除了儒学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成分，使儒学突破自我，开始与道家思想相融合。

如陆贾所提出的“至德之世”，就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政治基础，但这里的无为也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无为，而是在儒家伦理纲常的约束下减少政府对社会的控制；

贾谊在继承儒家礼治与法治的基础上，对黄老刑德思想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认为稳固社会不能仅仅依靠黄老思想的刑德并用，更重要的是要加深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对百姓思想的统治。

这种以黄老之学为外衣发展儒学的行为使儒学逐渐得到了汉初统治者的认可，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局的稳定，纯粹的无为思想也愈发不能满足统治者统治社会的需要，儒学便逐渐取代道家思想并在武帝时期登上顶尊地位。

总之，与道家学说进行融合之后的儒学不仅更加符合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其道德伦理体系与礼制规定也在政府自上而下推行教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为一种固定范式，深入渗透至百姓心中。

其中，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通过政府的教化逐渐沉淀为一种潜在的心理机制，使百姓开始自觉践行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

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度以其强大的约束力覆盖至社会各个阶层，为稳定汉代社会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汉前期儒学教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我们要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其所产生的不良影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借鉴中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