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热播，使“红枪白马女政委”赵一曼的英雄形象传遍全国。

也就是在电影放映之前，党和政府抽调专人，终于查清了赵一曼的身世。

原来赵一曼其实是“假名”，她原本的名字叫李坤泰，1905年10月，李坤泰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军校唯一一批女学员，1927年又由党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军事政治。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李坤泰与湖南籍同学陈达邦相爱结婚，不久即怀孕，因身体原因和国内工作的需要，经党组织批准先行回国。

有孕、妊娠反应强烈的她，只能咬紧牙关一步步向前。

1928年底，李坤泰回到上海，先后被派往湖北宜昌、江西南昌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又回到上海党的中央机关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党的派遣，李坤泰秘密前往东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正是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时，李坤泰正式改名为赵一曼。

在此之前，赵一曼从苏联回国，在宜昌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生下一子，取乳名宁儿。

赵一曼辗转宜昌、南昌和上海工作期间，一直带着宁儿，孤儿寡母的身份确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但宁儿也吃了不少苦头。

去东北之前，为了儿子的安全和成长，也为了革命成功，令千千万万的母子团聚，赵一曼不得不做出选择，经丈夫陈达邦的妹妹，同时也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安排，将宁儿寄养到了陈琮英的堂兄陈岳云家中。

自此骨肉分离，不知何时才能团聚，离别前，赵一曼揪心地抱着宁儿，来到照相馆，最终留下了母子唯一传世的那张珍贵照片。

1935年，赵一曼担任东北抗联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在同日军作战时为掩护战友转移受伤被捕，在狱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最终于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日军杀害。

5年后，1942年，陈达邦经法国回到国内，四处寻找日夜思念的妻子李坤泰，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杳无音讯。

一直到电影《赵一曼》上映前，经组织上调查，终于查清了赵一曼的真实身份，这时，陈达邦也才弄清楚，赵一曼就是自己的妻子李坤泰。

此时，陈达邦在新中国政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他从调查人员那里看到了赵一曼留给宁儿的遗嘱，当即手抄一份珍藏起来。

后来他把抄录的这份赵一曼的遗嘱传给了宁儿本人。

宁儿后来取名陈掖贤，一直生活在伯父家，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伯父于重庆开办的印刷厂工作，无意中从工人口中得知了他非伯父亲生的事实，开始总有寄人篱下之感，性格变得十分内向，常常郁郁不乐。

新中国成立后，生父回国，但已经早婚，有了其他子女，陈掖贤也未能融入新家。

后来，姑姑陈琮英送他进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业学校任政治课教师。

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陈掖贤百感交集，为永世铭记，他用钢针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个字。

不过，当政府通知他去领赵一曼的抚恤金时，他拒绝了。

1960年，当家乡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时，陈掖贤忍不住提笔给毛主席写了讽刺信，毛泽东看后十分震怒。但得知写信人是赵一曼的儿子时，他没有追究。

而陈掖贤却抑郁成疾，在苦闷悲观的泥沼中不能自拔，1982年在家中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