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大争之世，武力比文治更重要，一个王朝的武功决定了其开拓的边界，文治决定了其周期的长短。东晋和之后的南朝在具备文化优势的情况下逐渐被北朝反超，进而兼并，就是因为其武力基因的退化。

读南北朝的历史我们首先要正视一个现实，南朝虽然在人口数量、战马资源和经济生产层面落后于北方，但其文化优势还是能够支撑其通过北伐不断收复北方领土并再次完成一统。因为，五胡在南下之后首先要完成中原化在北方站稳脚跟才能谈开拓的事。而且，北朝建立步军、水军，适应在江淮水网纵横的地带作战也需要一个过程。东晋、南朝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大力推进北伐，收复北方失地。

如果操作得当，还是能够大有所为的。

可现实却是，北方世族在南渡之后持续腐化，武力基因迅速退化，即使后来新兴的军功派也没有避免退化的命运，在武力越来越弱的情况下，南朝只能自保。在北方彻底实现中原化并消弭了胡汉矛盾之后，南朝连自保都不能，只能被动接受被兼并的命运。

等于说，南朝是因为武力基因的退化从而失去了天下。

西晋建立之后，世族跑步躲进奢侈享受的围城中穷尽想象纵享人生，最终被五胡的铁骑撕破了司马氏建立的脆弱秩序。衣冠南渡之后，世族又将当年在北方的那一套清谈务虚、奢侈作风复制到了江东，继续腐化。世族腐化的结果就是，武力值的不断下跌。

讲真，东晋之所以能打赢淝水之战，一个是世族还尚未彻底腐化，最重要的还是，前秦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与其说秦军是被晋军打败的，倒不如说战争将前秦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放大、点燃，从而导致了兵败。

可见，如果南朝的战斗力此时在线，是完全可以趁着前秦崩溃的窗口期入局北方群雄逐鹿的乱局将其利益最大化的。

但当时的南朝根本就没有这个底气。

到了东晋末年，世族已经彻底腐化，桓玄在打仗时甚至还带着他的字画。所以，刘裕只是轻轻用力就打败了桓玄从而拿到了控制东晋王朝的权力。

世族武力退化，只能将权力让位于崛起的北府军。

但北府军在拿到权力之后又跌入世族腐化的循环中，逐渐失去了武力优势。由于此时江东的基本盘依然是世族群体，所以其虽然失去了政治的主导权，但依然引领文化、生活层面的潮流。

这就导致，新崛起的北府军在世族的文化优势面前总有一种自卑感。为了匹配自己的权力地位，北府军也开始附庸风雅，逐渐被世族文化所同化。代表人物就是刘毅，其屡屡在公众场合展示自己的文化修养。就连刘裕都因为字写得不好，在刘穆之的指导下苦练书法。

刘裕之后，刘宋皇室血液中的武力基因已经大大退化，完成了向“文人”身份的切换：

宋文帝刘义隆作诗非常拿手；孝武帝刘骏自命书法造诣超高；宋明帝刘彧擅长围棋...

都有自己的绝活。

当时，皇室和世族都集中于建康城，这两个群体在文化层面的趋同肯定造成了整个扬州集团武力的退化，所以刘宋王朝就被崛起于边地具备武力优势的萧道成所颠覆。

萧道成以边军实现问鼎 图源/剧照

刘宋王朝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武力基因的退化，从而被边军所颠覆，萧道成以三齐射手给扬州集团完成了换血，新的军功集团崛起。

宋齐的更迭证明了一个道理：建康政权要想不被颠覆，就要始终保持扬州集团的武力优势。

但萧齐王朝在大环境的影响下其武力基因也逐渐被稀释，其武人的身份属性开始向纯粹的“文人”转化：

史书记载，萧道成博涉经史，曾作《塞客吟》以明志；齐武帝萧赜也颇有文采，曾与北魏使臣李彪数次唱和诗作；宗室萧子良还组建了一个以沈约、王融、萧衍等八位文人为主力的小圈子，号称“竟陵八友”...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萧衍，虽然其是“竟陵八友”的一员，擅长文学，但其骑射也是相当厉害，这种文武兼备的人最具能量，所以后来才能在出镇雍州之后颠覆了混乱中的南齐王朝。

南齐的问题还不在于皇室的世族化，关键是新兴的军功集团的二代已经不承认自己的武人身份：

名将沈庆之的儿子沈文季不仅苦钻文学，甚至对于司徒褚渊推荐他出任边将的行为是相当恼火，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张兴世之子张欣泰在面见褚渊时说自己生性畏惧马，根本就拉不开弓；跟随萧道成打天下的张敬儿竟然在密室里练习文人的处世行为...

以萧道成为代表的边军在夺取权力之后迅速世族化，导致扬州集团的武力值是断崖式下跌，完了就被萧衍的雍州军所颠覆。

文人的本质是务虚，当建康集团彻底世族化之后，其马上就会面临边军的威胁。

由此也可见，边军确实是改朝换代的主力，其机会就是中枢力量在治世中彻底士族化。历史上许多次改朝换代都是这个定式作用的结果。

但萧梁依然没有避免被世族同化，在入主建康之后，也迅速佩戴上了“文人”的标签：萧衍的太子萧统是后世文人的楷模，曾主持编辑了《昭明文选》；简文帝萧纲同样著作等身；萧衍的其他儿子也是一个赛一个的有才华...

萧衍是楚子集团中最后的善战者，南梁皇室的退化也代表扬州集团武力的退化，为什么扬州集团在后来的北伐中屡屡惨败，原因就在这里。

最重要的是，世族群体此时也已经腐化到了极点。据史书记载，南梁的士大夫群体，平时都是褒衣博带、大冠高履的穿戴，出门完全靠车代步，在室内也需要专人搀扶着走，整个街上，连匹马都没有。

这就导致，建康令王复在看见马之后竟然惊呼：“这哪是什么马，非明是老虎嘛。”

就连萧衍自己都承认，江东的男人在三十多岁时就已经完全衰老了。这群夫脆骨柔，走路喘气，既受不了热也受不了冷的人，怎么能承担起保卫王朝的重任呢，能不猝死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当世族的腐化达到极致状态时，南梁的世庶矛盾也就到了快要爆发的临界点，萧衍为什么要在南朝大力发展佛教，其实就是想借助宗教的力量推迟矛盾爆发的时间点，维持脆弱的稳定。

萧衍只能做个裱糊匠 图源/剧照

结果呢，侯景以八百骑兵就戳破了这层窗户纸，扬州集团败得是一塌糊涂。当时，世族只能坐着被侯景团歼，萧梁皇室更是洋相百出：侯景在围台城期间，萧纲还抽空进行文学创作，写了一篇《围城赋》；萧纲儿子萧大器在被侯景杀害前还在讲《老子》；梁元帝萧绎在面对西魏军队对江陵的强攻时竟然还在龙光殿讲述《老子》...

都是人才。

武力退化是扬州集团被侯景的弱势兵力打得惨败的核心原因。南梁这次内乱不仅导致了改朝换代，还让北方的北齐和西魏是一顿疯狂收割，先后丧失了巴蜀、江陵、合肥等江淮流域的一系列战略要地，只剩下长江防线的控制权。其被北方兼并的命运已经注定。

在建康和江陵的世族被团歼之后，以陈霸先为代表的江南庶族武人集团就趁机崛起，并建立了南陈王朝。虽然南陈王朝凭借新兴的武力阶层扛住了北齐、北周的好几轮进攻，但由于战略重地的丢失也只能被动进行防守。且由于南陈皇室的逐渐世族化，其武力基因也在退化，具体表现就是，到陈叔宝时，皇帝已经彻底退化为一个只知风月，对战争没有任何理解和敬畏心的纯粹“文人”，和梁武帝时的世族成员一样，南陈皇室也跌入了奢侈享受的蜜罐中不想出来，整个生活都被《玉树后庭花》所填满。

想想，如果南陈的军功派是群狼，那么在陈叔宝这只羊的领导下其战斗力肯定会打折。事实是，南陈灭亡首先是国都建康被搞定，完了地方实力派才无奈投降。

且不说南北统一是大势，就只论陈叔宝的个人素质，那绝对是加速了这个进程。

当然，这也和南朝始终没有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军功集团有关系。从东晋末年到南陈开国，南朝的军功集团是不断迭代，并导致了频繁的改朝换代。

而现实又是，学问要靠家族传承，武力基因也需要传承。南朝军功派的快速迭代首先就导致了其中坚力量军事素养的弱化。再一个，军功派也需要一个成长的周期，需要时间积累，才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以维护王朝的利益。南朝军功派的快速洗牌使其根本就没有成长的时间，力量自然就有限。

再一个，军功派的动力和积极性来自于和王朝利益的深度绑定，这个也需要时间。南朝军功派的快速迭代导致其和建康政府根本就没有强大的粘合力，这个也是南朝不断弱化的原因之一。隋军南下，任忠等人积极投降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一句话，失去武力，失去天下。

当然，这个也和陈叔宝个人有关系，其没有将中枢权力向军功派开放是导致军人群体和朝廷离心的主要原因。

陈叔宝没有与军功派共天下 图源/剧照

看看北朝，在宇文泰打造了关陇贵族这个军政共同体之后，这个集团就始终是北方权力的主导，出将入相，不仅灭掉了北齐，还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

南北朝命运的区别就在于，北朝有一个稳定而持续的军功派，且随着时间线的拉长不断成长、倍数级壮大，成为保卫北朝，对外扩张的主力。

这是由北朝的大环境、文化所决定的，因为，北方在胡人势力的大面积渗透之后尚武精神成为了主流，所以关陇集团就始终能保持武力优势。

但是，世族化的风气并没有因为大隋的一统而从江南的地域基因中剔除，由于杨广曾经出镇江南十年（590—599年），所以，其基因中也就有了江南世族文化的成分。当杨广于604年登基之后，江南文化也就快进式向北方渗透，其风气甚至一度遮盖了北方的固有文化。

与其说大隋是亡于皇权和关陇集团之间的权力矛盾，倒不如说，大隋之亡是南北两种文化内耗所导致的。隋炀帝不仅大力推行江南文化，还大量引入江南世族，导致江南世族和关陇集团产生了剧烈摩擦。

当隋炀帝选择了江南世族的大本营江都之后，这种内耗就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最后直接演变成了江都宫政变，本质还是文化的割裂。

所以，大隋二世而亡，和炀帝主导的江南化有一定的关系。

当关陇集团在大唐逐渐解体之后，文官集团也逐渐南朝化，由此造成了朝廷文官集团和边地武人群体的对立，宰相和边将的关系非常紧张，典型就是杨国忠和安禄山的博弈，双方之间的长期对立最终演变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后，武人集团再次拿到了主动权，可这次是根本不受皇权约束的藩镇。大唐，最终亡于藩镇。

可见，南朝文化对于天下局势确实是影响深远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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