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毛主席得知王实味已被康生处死，他大怒：赔我一个王实味

当人们谈到延安整风运动时，往往会想到王实味，这是因为他在整风运动中发表了有严重错误的《野百合花》，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康生插手此案后，王实味又被打成了“托派”，并最终被秘密处死。今天帝哥就来说说王实味的故事。

王实味

1906年，王实味出生于河南潢川，他在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并在北大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的几年里，王实味先后发表了《毁灭的精神》、《杨五奶奶》等小说，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并受到了鲁迅和徐志摩的青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王实味辗转来到了延安，他先是被分配到陕北公学担任第七队队长，不久后又被调到中央出版局，从事翻译马列著作工作，他早年所学的英文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此后的几年里，王实味先后翻译了《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等马列著作，成为了当时延安一位相当有成就的翻译家。

但王实味在延安待久了以后，他性格中偏激、刻薄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王实味不喜欢唱歌跳舞，就厌恨延安的文艺活动，每当他听到俱乐部的舞乐声，就会说：“再跳，再跳舞，我就找个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王实味还把延安的文艺活动与前方战士的流血牺牲相比照，大加斥责，似乎人们只能天天为先烈开追悼会或默哀才对。时间长了以后，大家都认为王实味是一个古怪的人。

当时延安举行的文艺活动

1942年，抗战进入到最困难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整风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王实味先后写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和《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杂文，对延安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他感到不满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实事求是地说，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这些缺点进行批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王实味看问题过于幼稚、偏激，对一些现象的批评总是夹杂着一股冷嘲热讽的味道。比如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实味把延安某些机关在节假日组织的文艺晚会，说成是“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他把干部待遇上的一些区别，说成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他把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说成是“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

王实味的观点得到了延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的“共鸣”，一时间人心波动，思想混乱。毛泽东在看了《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野百合花》

更为严重的是，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并被编成了攻击延安的小册子，四处散发。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赞延安是革命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情形下，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观。”

此时王实味本应该及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但他却固执地说：“即使我不写，国民党也会骂我们的。”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召开了关于“党的民主与纪律”专题座谈会，以扭转极端民主化倾向。座谈会一共开了14次会，王实味对此却非常抵触，他只出席了一次会，还在6月2日提出了退党。

在这个座谈会上，神经敏感的康生亲自插上了手。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负责指导整个整风运动，他经过调查，发现30年代时王实味曾在上海与“托派”成员王凡西、陈其昌等人有过交往，他便将王实味的问题作为与“托派”有关的“敌我问题”来对待了。

毛泽东和康生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了《关于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称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1943年4月1日，康生下令将王实味正式逮捕。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对“王实味案”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着眼于批评教育，治病救人，目的是使干部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康生却仍坚持王实味是“托派”，他那一套“逼、供、信”式的审讯方法，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最后王实味也无招架之功，只好承认自己是个“自命天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央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的兴县，王实味也随队同行。在转移途中，王实味的心情很坏，经常发脾气。4月16日，押送人员到达兴县后，把王实味移交到晋绥公安总局的看守所，并向公安总局的人介绍说：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在路上不老实，有挑拨言论，要严加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