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赤脚医生”是亦农亦医的农村基层兼职医疗人员。他们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具备一定的医疗知识和能力，并受当地乡镇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

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或是白天务农，晚上送医送药。

他们来自医学世家、是经医护专业短期培训的学员以及公认有一定医护能力的自学成才者。

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或缓解了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在普及爱国卫生知识、除“四害”、根除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赤脚医生这一称呼最早来源于上海，因为大多数赤脚医生来自南方，南方人种植水稻时经常赤脚劳作，因此得名。

1985年后，“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

1965年，中国有7亿多人，6亿人口都在农村，但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却集中在少数的城市人手里。城市里有一栋又一栋医院，有最好的医生。但在农村，可能连药店都没有，买个药都要跑到最近的县城。

当这些事情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他大怒：这不就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吗？

这卫生部才有了“六二六”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去，要在农村培养一批养得起的医生。

《毛主席对卫生部工作的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半农半医的农村赤脚医生

于是乎，“赤脚医生”应时而生。这些人因为一个政策而背起药箱，他们中有从小扎根在农村生活的人，也有从城里来的下乡插队的知青。

从此，农村多了一个不穿白大褂的卫生员，乡间小路上多了一个背着小药箱的身影，这个步伐让太多农村人心安。

因为他们在未来几十年里，再也不愁看病这件事。

“赤脚医生”四个字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而走在这群人最前面的，叫王桂珍，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

赤脚医生王桂珍（右）

1965年的夏天，江镇公社率先开始了对赤脚医生的培训。但班上都是一帮只有高小文化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消化课堂上一堆的化学方程式和医学术语，不是一般的困难。

然而，王桂珍偏偏不认输，每天晚上都打着手电筒翻来覆去地看书。学针灸，就先从自己身上扎，来来回回地捻转提插。

等到这帮医生培训完出诊，村里的人却不信任他们。

参加培训中的王桂珍（右）

直到有一回，村里有人牙痛，实在是痛到不行，才找到王桂珍。

患者看到她起针，就打住她的手，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随口抱怨一句：你一个女娃子，才学了几个月能医什么病呐？

结果王桂珍这一针下去，大哥发现自己牙痛好多了。回到村里，大哥逢人就夸这个女娃子卫生员是多么厉害。村里的人这次开始愿意找赤脚医生看病。

除此之外，王桂珍还给农民们普及防疫知识，白天农民要下田插秧，没有空听这些知识，她便跟到农田去宣讲，还下田给农民打预防霍乱的针。

赤脚医生王桂珍和农村大妈交谈

王桂珍也只是上世纪千千万万赤脚医生中的一员，还有太多的人，太多的故事都被埋没在乡间。

农村人看病最关心钱。有的病人第一句不是自己病情，而是弱气地问看病要多少钱。而有了赤脚医生之后，连挂号费也不用花。甚至有的医生一看是穷人家，便说是免费针灸抓药，其实是自掏腰包垫付。

无论什么天气，只要村里有人生病，赤脚医生都会背着小药箱跋山涉水。

出诊的赤脚医生

想想农村的路，下起雨来，满是泥泞，他们就要踩着这些泥洼；冬天更困难，大片大片雪花打在睫毛上，还要踩着厚厚的雪地过去。

提起赤脚医生，就会想到这个印着“十"字,刻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小药箱。

这个小药箱堪称当时农村的移动医院。在这个小小的药箱里，有听诊器、温度计、青霉素、甘草片和针灸包。对比现在，这个小药箱确实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却保障了不知多少人的生命健康。

赤脚医生不离身的小药箱

一个当过赤脚医生的奶奶曾回忆道：做赤脚医生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还特别累。

因为赤脚医生一年下来平均有两百多天都在劳动，白天既要劳作，又要赶着去病人家，甚至牺牲了午休和睡眠时间。

这就是在农村当赤脚医生的日常，这帮年轻人把自己的整个青春，都贡献给了农村。

赤脚医生的日常

在那个什么都缺的年代里，在农村从零开始做医生，是百般艰难。

对于从北京下乡到延安的知青孙立哲词条来说，更是如此。

北京知青孙立哲（东脚医生）

他和他的同学从便利的城市，一下子到了偏远的农村。他们下了火车只能坐大卡车，陕北高塬的路坑坑洼洼，就这样吃了一路黄尘。

来到村里，人们还住在一排排的土窑洞。而孙立哲这帮从城里来的孩子很扎眼，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感叹他们怎么穿着这么好，有棉花还加绒。

再看看这里的人，从大人到小孩子都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甚至有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穿，光着屁股到处跑。

第一天吃饭，他们才发现原来农村是没有白米饭的，吃的全是粗粮，也没有机器加工粗粮，只能靠他们一个个轮流推磨碾粗粮。

这就是他们插队生活的开始。他们生活已经如此艰辛，行医更是难上加难。

在这里，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一个赤脚医生的常态。

在这里，一切只能因陋就简。

一个快要倒塌的土窑屋，就是他们的手术室。土窑屋里采光不好，空气也不大流通，到了夏天又潮湿，多跳蚤词条。这绝对不是做手术的好地方。

医疗站还没有一个像样的设备，担架靠自制，一些设备还是孙立哲回京一趟学医“偷”运一些设备到村里。经过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捯饬，手术室才勉强像样。

而对于这帮非科班出身的知青来说，做手术充满困难。

《赤脚医生手册》词条就是他们的入门书。这本书介绍了人体的基本系统，小到感冒，大到癌症都有详细介绍。他们经常就是人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翻来覆去地看。

《"赤脚医生"手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手一本的《赤脚医生手册》

有一次帮一个农妇分娩，他们发现胎盘并没有自然脱落，产妇流血不止，所有人都在着急，但没一个人有解剖经验。

孙立哲决定徒手剥离胎盘，他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手册上处理胎盘的步骤。因为没有手套，他用酒精仔仔细细擦了双手。

一伸进去，满手都是滑溜黏糊，产妇的血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好一会，他才找到，一把抓住脐带把胎盘拉出来，胎盘一下子哗啦带着血出来了。

产妇，终于得救了。

产妇，终于得救了。

在延安这个窑洞里，孙立哲跟死神竞争，把一个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下来。

即便是在这个偏远贫困的农村，他们仍坚持认为方法总是比困难多，这可能也是每个热心的赤脚医生心里所想。

赤脚医生

在时代的洪流之下，个体总是显得十分渺小。

80年代，一个变革的年代：农村在改革，知青开始返城，南方掀起打工潮…

时代的一个浪潮打过来，有的人站不住了。

农村不再有公社，赤脚医生不再按工分计酬，也没有任何补贴。总之，继续当一个赤脚医生看起来没有任何前途。

所以，有的知青随着政策放松回到了城市；有的赤脚医生看到打工潮的浪头，决定南下打工，寻求新的出路；有的人则申请转正进到县城的医疗站，只有很少数的人继续做赤脚医生。

志在农村的谭医生（中）

谭医生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她深知村里人常年看病难，也不忍心他们再像以前一样忍病硬扛，便没有申请转正，而是顶着一把老骨头，还坚持走街串巷给人看病。她也不收太多钱，针水费几十年都一个价格。

结果，她自己的生活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被亲戚朋友说：别人越医越有钱，你怎么越医越穷。

有的人因为早年做赤脚医生承担了太多，忙不停歇地工作，自己也终究落下了病根，晚年过得并不安好。

渐渐地，“赤脚医生”这一称呼，便也像黄昏里的夕阳慢慢消失在人们视线里。乡间的路上，再也听不到背着药箱的人儿的步伐声。甚至，“赤脚医生”一度被污名化，被认为是医术不好的人。

因为他们，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30%降到了3.7%

曾经的他们，响应政策而背着药箱，挨家挨户查疫病，根绝了农村的传染病；因为他们，农村的婴儿死亡率从30%降到了3.7%；他们还曾两度登上联合国的世界卫生会议讲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然而，赤脚医生的出现，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随着时代发展，赤脚医生也渐渐被淘汰。

到了现在，农村已不再无医无药，村里也有了定点的医疗站；也有一群青年从乡村出来，学成便归来，做了基层医生。

比如湖南的田家村医生田花，本有县医院的工作机会，但她还是决定回村当医生。

基层医生田花（右）

因为村里大都是留守老人，行动不便，她经常一个人背着老沉的药箱，往家家户户跑，给老人家问好看病。去年疫情期间，她每天都给50名返乡人员上门测体温，保证全村人的健康。

回望过去，现在这些回到村里的基层医生，好像正走在从前“赤脚医生”的道路上，沿着他们的脚步，是传承，也是进步。

乡间背着药箱的基层医生

那个在乡间背着药箱的背影是消失了，但它也成了人们回想起那个年代时，少有的温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