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阶段 博古（1934年1月～1935年1月）

博古其实该和王明一起介绍的，正如“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产国际控制着王明，王明控制着博古，也可以说，共产国际同时指挥着他们两个，唱的是一出政治双簧。

博古和王明同样崛起于六届四中全会，时年二十四岁，以青年俊杰来说，党内能和他相比的，也只有二十四岁当上中共一大三巨头的张国焘能与之相比了，可见当时的中央的确很有用人的勇气。

两人也有不同之处，一是博古原名秦邦宪，之所以名博古是因为熟读中国经史，王明研究的却是西学，当然，现在想想博古的名号可能有些不靠谱，和同样好读史的毛泽东来说，两人显然不是一个重要级的对手。

二是和王明一直“死不悔改”的态度相比，博古其实在遵义会议失势后，就很快端正了心态，重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这也导致他们死后得到了不同的评价，和王明叛逃中央，谩骂主席相比，博古显然可以纳入可以改造的分子之列。

这点也使得我一度怀疑两人的真实关系，也许两人关系中王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势，两人只是一对“政治夫妻”而已。

关于博古所犯的错误，历史课本上总结的已经十分全面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非常有气势的排比句，听信放任李德，让第五次“反围剿”变成了“两个德国人之间的较量”，最后中央被迫开始了保种图存的长征。

但即使这样，如果遵义会议不是由于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博古不会这样轻易的下台。而整个事件也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我党由此开始真正走向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道路。

如果说包括博古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此前都由苏联指定，或至少需要确认的话。博古以后，我们开始有了一些自主性，开始了半推半选的张闻天时代。

用一点厚黑知识的话，王明把博古推向前台也是一种策略，无论事情结果如何，都是自己指导的结果，如果博古把第五次围剿打赢了，那王明回国迎接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鲜花和掌声了，错误还是在于根基问题，一旦出了错，他反而作为博古的后台，被重点批判。

但正如所有的天妒英才，1946年博古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一起失事于黑茶山，是革命烈士，如果他活到文革的话，估计就和王莽一样，肯定得不到曾经如此好的评价，“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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