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的背后

在专案审查中，提问我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东江纵队和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问题。其目的就是要罪上加罪，除了要把我打成“叛徒”、“内奸”、"日本大特务”之外，又要加上“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的罪名。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和盟军合作，允许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陆空作战技术研究人员到东江纵队来建立情报站的问题，我在本回忆录第十一章已作过详细的叙述。这项工作，是事先请示党中央批准，并在党中央具体指示下进行的。美方所需要的日军在香港的机场、机关、油库、船坞等情况和广九路沿线日军据点和工事等情况，我们都是请示党中央同意后才提供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根据我们提供的情报，多次准确地轰炸了日军的军舰和机场等目标。我们还因此多次得到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驻华美军司令部和华盛顿方面的赞誉，说“第十四航空队驻东江纵队的情报站是美军在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认为我们所提供的情报是“在质与量都经常优越”，“对美军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驻华美军司令部派出美海军甘兹上尉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东江纵队，要求我们协助进行广东沿海的测量工作，为美军拟在广东沿海进行登陆作战准备资料。我们请示党中央同意，派了部队掩护和协助他们完成了测量任务，获得了所需的情报资料。甘兹上尉为此给我们写来了热情的感谢信，说我们给予了他们以“光辉的合作”，并赞扬我们部队“能力高强，纪律甚好。”

事实说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和盟军合作，共同抗日是很有成效的，它为我党我军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九日，为了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东江纵队的诬蔑，我们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东江纵队营救国际友人和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有关材料，说明东江纵队和盟军互相配合，打击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贡献，从而更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影响。

以上这些事实，在专案人员提审中，我已经反复地、如实地交代过，并写出了书面材料，还提供线索，请他们去调查。由于他们不是要真正查清问题，而是要“制造罪证”，所以完全不听取我的陈述，而是一股劲地训斥我:“不要狡辩”，“必须老实交代”。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只是审查我一个人，还把当时东江纵队与这项工作有关的人员，几乎全部抓了起来。特别是把当年在东江纵队司令部电台和联络处工作的杜襟南、戴机、袁庚、林展等同志，关押起来后，还抄了他们的家。逼令他们交代东江纵队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多少情报，并追查是谁布置他们这样干的?然而他们都是忠诚的革命同志，除了老实交代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的工作以外，还能“交代”别的什么呢?

以上讲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我诬陷为“叛徒”、“内奸”"日本大特务”、“美国特务”，都是和他们诬陷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有密切关系的。他们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在全国各地掀起抓“叛徒”、“特务”的黑风，捏造罪名，揪斗、关押许许多多的革命干部，把全国搞乱，以便乱中夺权。而广东，是林彪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是他们阴谋另立中央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排除异己，必然更变本加厉;对于忠诚于党，被他们看作会妨碍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必然心狠手辣，无情打击。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东的死党黄永胜一伙，将数十年来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作出光辉业绩的广东地方党诬陷为“叛徒、特务党”，制造了大批冤案，将林锵云、饶彰风等革命老干部迫害致死，并株连七八千人;在东江地区的惠阳、东莞、宝安、和平等县，捏造“反动地下党成员”、“叛徒”、“特务”等罪名，先后将一千多人关押审查。他们还公开诬陷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随之将我秘密逮捕，押解北京，将林平同志扣押，关在粤北山区。接着，在广东和全国各地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一批批地被隔离审查或关押揪斗。在广州，原东江纵队的干部杨康华、周伯明、陈一民、李征等同志;在北京，原东江纵队的干部叶锋等同志，先后被隔离审查或关押揪斗，甚至投入监狱。我的妻子阮群英和女婿宋惠林，也被关押审查。

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由黄永胜等人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专门成立了“东江纵队专案组”，在全军范围内“审查”原东江纵队的干部。我出狱以后、不少同志和我谈了这方面的情况。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的一位领导竟然对该院炮兵教员何通同志宣布:“你在东江纵队的经历不能算军龄，你的军龄只能从你北撤到山东参加八路军时算起。”在解放军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任训练处处长的叶青茂同志对我说，他们学校的“造反派”被授意贴出了一张题为《曾生、林平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的大字报，引起全校的轰动。这些情况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全军范围内迫害原东江纵队的干部的。在武汉军区空军担任副司令员的王作尧同志，被关押在当阳空军基地隔离审查。在广东省军区工作的邹强、黄布、何清等同志和在湖南省军区工作的彭沃等同志，都被扫地出门，进行隔离审查。在广东省军区和广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和已转业到广东省或广州市各机关部门工作的原东江纵队成员，很多也被立案审查或隔离审查。

据了解，在广东、在全国和全军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审查、关押、迫害的原东江纵队成员达一千多人。我老是在思忖，我个人无端被审查，坐监狱，固然是很痛苦，但想到这么多原东江纵队的同志，因为我和东江纵队的无端罪名而受到牵连，心中更感到难过和不安。我还想到，东江纵队是我们党建立和领导的部队，为华南抗战作出了贡献，被党中央誉为“华南敌后抗日战场的一面旗帜”，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东江纵队说成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就是对我们党，对党中央的极大污蔑，是对曾经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对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一万多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和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极大污蔑，也是对积极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东江纵队坚持抗战的东江和广东人民、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极大污蔑。而且我还听说，在一九四一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被我们东江游击队抢救回内地的文化界人士，在“文革”中，有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审查。想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这些罪恶，我更是义愤填膺，难以抑止。

对于我被关押审查，我还深想了一层。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东江纵队是受党中央领导的，而对我们部队一些具体问题的领导，党中央常常是通过由周恩来同志任书记的南方局来实施的。关于东江纵队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合作，建立情报站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电报党中央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审阅后，由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于十三日电复我们，说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来的欧乐义博士会谈，“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先电延安请示”。我们就是完全遵照这个电报指示的精神进行工作的。还在秦城监狱时，我就一直暗中考虑，专案人员对这个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的工作，究竟想追查什么?出狱后，我了解到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要立案审查我的时候，已经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东江纵队的所有材料，包括上述周恩来同志复电的原件，他们也已经看过。

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审问我以前，已了解了东江纵队和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全部情况，但为什么仍然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对我进行几十次、上百次的提审?而且还把当时和这项工作有过联系的原东江纵队的成员几乎全都抓了起来，追问是谁布置向“美帝国主义出卖情报”呢?更使我疑虑的是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也直接插手这个案子。他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亲笔批示要将当年负责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站进行工作联系的、原东江纵队司令部联络处处长袁庚同志逮捕，批称:“此人问题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可见他们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明明知道这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由周恩来同志具体负责指示进行，并已经由历史证明取得了显著成果的工作，竟然作为重点的要案来审查处理，难道仅仅是为了把我和袁庚等几个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搞臭”，“打倒”吗?联系到当时正在刮起的所谓“揪叛徒集团”，而明里暗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的妖风，我不能不怀疑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以审查我们和盟军合作，设立情报站的问题作为借口，来达到他们更大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他们的政治阴谋彻底失败了。他们是以害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