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毛新宇携妻看望找回毛岸英两兄弟的李云，刘滨：第一次听说

杨开慧被捕与毛岸英的困境

1930年的湖南，正值政治动荡，何键为打压共产党，下令逮捕了杨开慧。在这场突袭中，年仅8岁的毛岸英也被不幸卷入。当地的警察在清晨闯入杨开慧家，未曾考虑到一个小孩的存在，也将毛岸英一同带走。在被拘留期间，尽管周围是冰冷的墙壁和陌生的面孔，毛岸英和他的母亲被安置在同一个房间。

几天后，经过外界的一番努力，毛岸英被允许保释。保释后，毛岸英的外祖母和舅妈决定将他带离湖南，远离政治风波的中心。1931年，一家人踏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带着毛岸英开始了长途跋涉。。到达上海后，他们没有直接前往市区，而是在郊区找到了一处相对隐蔽的住所，以避免可能的政治追捕。

在上海，他们联系到了毛泽民。毛泽民在接到消息后，迅速安排与外祖母和舅妈会面。在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他们低声交谈了很久，商议如何安置这个年幼的孩子。毛泽民保证将为毛岸英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并尽其所能保护他不受政治纷争的影响。在确定了所有安排后，毛

岸英被正式交给了毛泽民。

大同幼稚园的暂时庇护

在上海，毛岸英与弟弟们被送到地下党主办的大同幼稚园。这里是一个专门为革命者子女提供庇护的地方，虽然设施简单，但对于毛岸英兄弟而言，这是一段短暂的安稳时期。每天清晨，幼稚园会组织孩子们一起用餐，然后进行一些基础的学习活动。

然而，这种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顾顺章的叛变让党组织在上海的许多秘密据点暴露，大同幼稚园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革命资产，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风暴的目标。随着情报泄露的扩大，组织被迫解散了幼稚园。孩子们各自被秘密转移，而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龙则暂时被安排在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在这段动荡的日子里，毛岸英失去了他的弟弟毛岸龙。据当时的情况记载，毛岸龙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或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他们在撤离过程中所经历的颠沛流离，加剧了这种悲剧的发生。在失去弟弟后，毛岸英身边只剩下了弟弟毛岸青，两人相依为命。

这场变故使兄弟俩的处境愈发艰难。他们失去了幼稚园的保护，也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所。随着大批党组织的撤离和隐藏，地下党失去了对孩子们的稳定支持。毛岸英和毛岸青只能被安排暂时寄居在地下党员的家庭中。然而，由于当时革命环境极其险恶，许多家庭自身难保，难以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支持。

董健吾的收留与生活变故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后来被“红色牧师”董健吾收留。董健吾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常年投身于革命工作，家中并不富裕，但他还是尽力为兄弟俩提供生活所需。在最初的日子里，董健吾一家尽量为毛岸英兄弟安排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准备了简单但营养的饭食，还为他们添置了一些干净的衣物。

兄弟俩在董家逐渐安顿下来后，董健吾尝试为他们安排一些简单的学习。他拿来几本书和一些纸笔，让毛岸英和毛岸青学会基本的读书写字。虽然没有系统的教育环境，但这些小小的努力让兄弟俩有了继续学习的机会。生活中，董健吾的原配妻子也为兄弟俩操持了一段时间的起居，尽管家庭条件有限，但当时一家人的态度仍是尽力给予关怀。

然而，到了1933年，随着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党的经济支持全面中断。这一变化对原本就不宽裕的董家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失去经济来源后，董家原本勉强维持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房屋中的粮食和日用品逐渐减少，兄弟俩的饮食也变得简单粗糙，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保证。

经济上的拮据让董健吾的原配妻子逐渐对兄弟俩的态度发生变化。她开始对家中多了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感到不满，甚至有时会责备他们给家庭增加了负担。兄弟俩常常被安排做一些家务，以减轻家中的负担，但这显然不足以改变生活的窘境。随着时间推移，她对毛岸英和毛岸青的态度愈发冷漠，有时甚至会表现出明显的不耐烦。

在这样的环境下，兄弟俩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他们的衣物逐渐破旧，但也无法得到新的添置；平时的饮食仅能勉强填饱肚子，很多时候要靠吃剩饭剩菜度日。即便是这样，兄弟俩依然尽量保持低调，不去增加董家更多的麻烦。董健吾虽然仍然关心兄弟俩，但他自己也被繁重的革命工作和家中的经济危机压得喘不过气来，对兄弟俩的照顾也力不从心。

最终，这种局面使得毛岸英和毛岸青不得不在外面寻找其他生存的方式。他们开始在街头流浪，有时依靠打零工换取一些食物和零钱。董家对他们的庇护虽然仍在继续，但显然已无法满足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

李云的救援行动

1935年，随着党组织在上海的局势日益复杂，许多地下党成员的安危受到威胁，不少革命者的子女更是因父母牺牲或失散而流落街头。上级派出李云，要求她寻找两名失散的烈士儿子。任务很明确，这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在十三四岁和十一二岁左右，行动极为隐秘且紧迫。

当时的上海充满暗哨和敌特的监视，她无法公开打听，只能在贫民区、市场、茶摊、甚至路边的破旧棚户区一点一点摸索线索。她穿着普通，混迹在人群中，观察街头那些衣衫褴褛、形单影只的孩子。时间一天天过去，李云没有放松，也不敢放松。

在一次次的寻找中，李云将目光集中在上海城隍庙一带。这里地形复杂，人流密集，是难民和流浪者常聚集的地方。她四处走动，经过一家粥摊时，注意到两个瘦弱的孩子坐在摊子边上。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神情谨慎，眼神里带着明显的防备。李云站在一旁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他们的特征和组织提供的信息极为相符。

她没有贸然上前，而是靠近粥摊，用一些闲聊的方式与摊主套话，试图确认这些孩子是否长期在这里出没。得到一些初步信息后，她走近两个孩子，想借着给他们买粥的机会试探身份。她低声询问了一些问题，但孩子们显得非常警觉，没有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李云并回去向组织汇报了发现，并请冯雪峰亲自到场确认。冯雪峰到达后，选择更为隐秘的方式靠近这两个孩子。他同样没有直接询问，而是通过观察和一些间接的试探与孩子们接触。最终，他确认了这两个孩子的身份。

直到任务结束，李云才从冯雪峰那里得知，这两个孩子的身份极为特殊，正是毛主席失散多年的儿子。这个消息让她意识到，为什么上级对寻找这两个孩子如此重视。

任务完成后，冯雪峰对李云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孩子们的安全需要最高程度的保护，李云需要把这一切深埋心底。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不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这一守，便是数十年的沉默。

毛新宇的寻根之旅

2011年前后，毛新宇偶然听说了李云的事迹，对她当年救助父亲毛岸英和伯父毛岸青的事深感感动。他立刻请求上海政协的相关工作人员协助寻找这位老人，多次强调李云是毛家非常重要的恩人。为了尽快有所结果，他还提出，即便找不到李云本人，找到她的后代也一定要让家人表达感激之情。

到了6月初，毛新宇和夫人在上海政协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专程赶到上海。他们一行人首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一楼参观，毛新宇对展示的历史资料表现出浓厚兴趣，不时向工作人员询问一些关于中共早期活动的背景。他还提到此行的几个主要目的：除了要去一大会址缅怀革命历史，了解中共创建的背景，他还计划走访毛主席当年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