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9月11日，汪伪特务头子、大汉奸李士群惨死在上海一家医院之中，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在死前，李士群惨叫连连，身体不断抽搐。而在死后，他的尸体急速“缩水”，蜷曲成一团，活像一只猴子。李士群的死，让日伪讳莫如深、神秘莫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解开谜题。

李士群出生于1907年，是浙江遂昌人。李士群为人两面三刀，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在他的早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党组织的重视，甚至还远赴苏联，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1932年，李士群被中统特务逮捕并很快被策反。当时，位于上海的党组织已经被中统破坏，中共进入了比较困难的时期，而沽名钓誉的李士群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中统的特务。

但在为中统卖命期间，李士群并没有做出什么业绩，除了撰写一些反共的文章，可谓是“寸功未力”。因此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李士群并不太受重视。

抗战爆发后不久，对中国抗日前景极其悲观的汪精卫悍然叛国投敌。汪逆的背叛，让李士群看到了牟取富贵的机会。1938年夏秋之际，李士群叛国投敌，并在日寇赏识下，成为汪伪特工势力的始作俑者。

汪伪政府成立后，李士群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副主任兼警卫总队队长。李士群的办公地点位于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因此汪伪的特工机构也被称为76号，同时也有着“76号魔窟”之称。

在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李士群在特工的位置上做得风生水起，一跃成为南京政治舞台的风云人物。在中统表现平平的李士群，却在对付国民党特务时像打了鸡血一样，顷刻之间，便将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一网打击。大批军统、中统特工改换门庭，堕落为汪伪的特务。其中，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

李士群的“功劳”，让日本“梅机关”分外赏识。因此，李士群在担任特工头子的同时，还兼任江苏省省长，并与汪伪政权二号头目周佛海分庭抗礼。

李士群曾自鸣得意地部下说：

“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在河中心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威风。”

在76号魔窟，杀害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是主业中的主业，无数共产党人死在了李士群的手中。

不仅如此，李士群还利用自己的职权大肆敛财和渔色。上海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是个化学家，他因经营“三星蚊香”和“三星牙膏”而积累了不少财富，身家颇丰。

为了掠夺他的钱财，李士群以方液仙“里通重庆”为名，将其绑架。在严刑拷打之下，方液仙悲惨地死在了狱中。方液仙的家人花了20万大洋，却仅仅只取回了他的尸体。

像方液仙一样被76号绑票的富豪绝不止一个，他们往往只有掏出一笔捐款，才能消弭灾祸。

就这样，李士群在汪伪政权内的地位不断攀升，甚至直接威胁到汪精卫本人的利益，甚至贵为“主席”的汪精卫都有些怕他。

曾经不过是一个科员的李士群，为何三下两下能闯出如此名堂？实际上，这和日寇的有意扶植有关。

汪伪投敌后，出于政治需要，一直力图建立一个相对“自主”“统一”的政权。而在日寇眼中，汪伪不过只是一个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棋子。他们绝不会允许汪伪政权有自己的想法以及主张。

虽然汪逆精卫百般讨好他的日本主子，但是日寇对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信任。到了1941年，部分日军将领甚至视“汪伪”为敌国，认为汪政府是“蒙着和平面纱的抗日政府”。大汉奸陈公博曾坦言：

“（日寇）视重庆是武装抗战，南京是和平抗战。”

当然，陈逆有标榜自己“和平抗日、曲线抗日”的嫌疑。但是日本当局不信任汪伪，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日寇决定分而治之，将无根无基、无权无势的李士群推举为汪伪特工的总头子。和汪伪要人没有任何瓜葛的李士群，成为监视、制衡汪伪政府不可替代的工具。而这，也是汪精卫惧怕李士群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日寇的“知遇之恩”，两面三刀的李士群却并没有感恩戴德。相反他狡兔三窟，三面下注，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寇之间捞取好处。

早在1939年秋，李士群就设法联系到中共，并向延安传达消息，表示自己要“要为中共、为抗战做一些有益的事”。然而李士群数年前的叛党行为，早就让中共看清了他阴险狡诈的本质。

但是为了套取一些情报，我党决定与他虚与委蛇。最终，中共派遣素有才女之称的关露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其中，李士群有意向潘汉年和关露提供了许多绝密信息，例如日本对新四军根据地的“清乡”行动。

与此同时，李士群还力图与重庆取得联系，为自己的未来铺路。然而李士群对于军统机关的破坏，早就引发了戴笠对他的刻苦仇恨。因此，戴笠发布了对李士群的必杀令。1943年夏天，戴笠专门对已经重建的上海军统机关下令：

“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与周佛还诸兄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看到这里，或许有读者要提出疑问了。周佛海不是大汉奸吗？为何要和他商量？

原来，周佛海早已被军统所策反。和李士群一样，周佛海同样两头下注。他于1942年11月，设法与重庆取得了联系，并向蒋介石递交了自己的“忏悔信”。在戴笠看来，周佛海是一个便于利用的工具。因此，戴笠在周佛海的帮助下，相继策反了丁默邨、罗军强、熊剑东等汉奸。

对于周佛海来说，李士群是他政治上的对头。原本，76号只不过是周佛海指挥下的下属机关。而李士群在日寇的扶植下，竟比周佛海这个顶头上司还要威风。因此周佛海收到了戴笠的指令后，竟大喜过望。于是在当夜，周佛海找来罗军强和熊剑东，准备着手解决李士群。

当夜，周佛海等人制定了一个借刀杀人的妙计。他们决定利用日本人之手，将李士群除掉。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日寇明明那么赏识李士群，又为何会将他兔死狗烹？

1942~1943年，日寇在太平洋战场屡战屡败，损失惨重，美军的舰队正一步步向日本本土推进。在严酷的战争形势面前，日寇制定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即在日占区大肆搜刮人力、物力和财力，应付与美军“迫在眉睫的决战”。

为此，日寇决定缓和与汪伪政府的关系。前文也提到，日寇是“以特制汪”。而这种政策不仅加深了汪伪的内部冲突，也加深了日、汪之间的矛盾。日寇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曾说：

“国府思想上虽不抗日，却采取不抵抗、不服从的政策。”

在战争中，伪军经常出工不出力，汪伪对于日本的命令常常阳奉阴违。因此，日寇认为，在如此严峻的军事形势下，必须弥合与汪伪的关系，以利于日寇的以战养战政策。

而在此大背景下，与汪伪要人不睦的李士群成为日寇调整“对华政策”的障碍。李士群，不过只是一枚棋子，而在此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弃子。

与此同时，周佛海与重庆暗通款曲，实际日寇早有察觉。他们之所以不采取行动，是希望利用周佛海与重庆取得了联系，以利于解决“中国事变”，将全部力量投向太平洋战场。而杀掉李士群，也有利于讨好蒋介石。

由此，日寇、汪伪和军统三者合流，准备共同除掉李士群。周佛海一直在日寇身边吹风，说李士群的清乡队不听日军指挥，还利用自己的特权在清乡地区转输物资，大发其财。而这些情报，也让日寇下定了诛杀他的决心。

对于自己渺茫的前景，狡猾的李士群早有察觉。他不断扩充76号的实力，想将其培养成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之间举足轻重的力量。他甚至还准备在浙东四明山建立军事根据地，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盘，让自己好在共、国、日之间纵横捭阖、进退有据。而在与日寇交往中，李士群也万分小心，唯恐被日本特务暗杀。因为李士群明白，自己位高权重，日本绝不会在公开层面将其拿下，只会暗地里下手。

1943年9月7日，李士群办公后回到住所，会见了自己的老朋友——汪伪司法部次长汪曼云。在与汪曼云一同吃饭时，汪向其透露消息：

“日本人要对你下手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宪兵特高科课长冈村的大红邀请函摆在了他的桌面上。冈村称，他将在家设宴，说是要款待李士群。

宴无好宴，李士群认为，这场宴会必然是日寇试图除掉自己的一场局。然而即便如此，主子召唤自己，又如何能推脱？因此李士群决定，即使宴会上的食物再美味，也绝对不尝试一口。

李士群的预料非常准确，冈村和熊剑东确实准备在这场宴会上将之除掉。而且，还要他没理由推脱。

前文提到，熊剑东是周佛海的人，与李士群关系极差，到了相互仇视的地步。在李士群到达冈村寓所一小时前，熊剑东便已到达。

一个小时后，李士群坐着他的防弹轿车到达冈村公馆。他将几个保镖安排在楼下，并且做出交代：“若我两个小时还未出来，那一定是发生了意外。”

在公寓门口，冈村课长满面春风、笑脸相迎，他不住着说：“欢迎，欢迎。”冈村表示，他要在这次宴会上弥合他与熊剑东的关系，共同为“日中和平”努力。

进了客厅，李士群发现丰盛的酒席已经摆好，除了日本菜，还有中国菜、上好的白兰地、威士忌。入座后，面对满桌美食佳肴，李士群却呆如木鸡，不肯动筷子。李士群素知冈村为人，可谓是吝啬至极。而这顿饭价格不菲，冈村绝不会如此破费。更让李士群警惕的是，视自己为仇敌的熊剑东在酒宴上一反常态、曲意逢迎，怎么看都不对劲。

冈村见李士群不动筷子，于是说：“难道今天的菜不合李部长胃口？”李士群连连推辞：“我今天肚子有些不舒服，请见谅。”

对于李士群的推脱，冈村早有准备，于是他叫来自己穿着华丽和服的妻子。冈村说，自己的妻子非常擅长烹制肉饼。只要有贵客临门，便必然会以肉饼招待，因此他希望李士群一定给自己一个面子。

随后，冈村夫人果然端着一碟肉饼，放在了李士群面前。李士群见冈村夫人单单只给自己递了肉饼，因此疑虑重重，筷子悬在半空，就是不肯落下。

就在这时，冈村夫人又端出三碟肉饼，分别递给酒席上的其他三人。冈村表示，按照日本习俗，以单数为敬。今天酒席有四个宾客，因此分两次拿出对客人更为尊重。

对于这个习俗，李士群也有所耳闻。如今冈村夫人亲自下厨，自己再不动筷子，实在不像话。与此同时，其他三人一边将三块肉饼吃光，一边还连连称赞。因此，李士群壮着胆子，将肉饼吃掉了三分之一，没有尝出什么异味。

宴会结束后，李士群以汪曼云还在家中等候为由，率先离席。冈村和熊剑东将他送到门口，看着李士群乘车远去。

李士群回到自己公寓时，已经快10点。进入家门口，李士群二话不说，直奔厕所，然后抠着喉咙将胃中的食物吐个精光。在李士群看来，即使肉饼有毒，也不至于将自己毒死。这一劫，应该逃过了。

第二天，李士群出巡苏州。结果到了当天下午，李士群突然觉得身体不适，进而上吐下泻。李士群心知不好，赶紧乘车去往上海一所医院治疗。然而刚到医院，李士群就已经不行了。

在病床上，李士群不住地哀嚎，同时浑身抽搐，眼看就不行了。原来，冈村并没有在肉饼上放毒药，而是放置了一种致命的病菌——阿米巴原虫。阿米巴原虫，是日本731部队在患有霍乱的老鼠的粪便中培植。据说只要吃掉一点，阿米巴原虫便会在体内大量繁殖，一分钟就能增长一倍。

作为特工，李士群很有经验，他满以为吐出食物就能免于中毒。然而即便他能吐出食物，却焉能吐出细菌？

据说李士群毙命时，尸体因脱水而收缩，最终蜷曲在一起，皱巴巴的活像一直猴子，看起来相当恐怖。在死前，李士群感到极为痛苦，深知准备开枪自杀。在弥留之际，李士群对身边人说：

“我干了一辈子特务，不料还是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士群死后，舆论哗然，很多人认为，李士群是为日寇所杀死。对于这样的指控，日寇自然不会承认。李士群下葬后第四天晚上，日本宪兵立即将他的妻子叶吉卿抓了起来。宪兵队长宣布：

“据调查，叶吉卿与储麟荪通奸，为李士群所察觉。因为怕事情败露，因此叶吉卿下毒将李先生毒死。”

叶吉卿听了日寇的话，吓得目瞪口呆，简直是千古奇冤啊！明明是日寇将李士群毒死，怎么怪在自己的头上。

还没等叶吉卿争辩，宪兵队长又“好心”表示：

“你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我们也不愿意让李先生的名声受损，也不愿意让此事扩大。为此，你必须承认，李士群确实是病死的，必须停止对皇军的造谣污蔑。我们和李先生是好朋友，对于他的家属，我们也不想追究！”

叶吉卿深知日寇杀人不眨眼，更知道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即使再不情愿，叶吉卿也只好歪歪斜斜写上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日本宪兵结了案——李士群是为病亡。

纵观李士群的兴衰成败，实际和日本“对华政策”息息相关。从始至终，他的富贵都离不开他日本主子的扶植和纵容。然而当世界大局转变，日寇调整“对华政策”时，李士群的个人命运也随之改变。最终，李士群就像一块脏抹布，被日寇给扔掉。

兔死狐悲，李士群的死让汪精卫且喜且忧。汪精卫曾亲自为李撰写墓志铭，称他是“才可以济世。而天不永年”。此中颇为耐人寻味。民族败类，哪会有什么好下场呢？日本败亡后，自恃“抗日有功”的周佛海、丁默邨纷纷伏法。他们对民族犯下的罪恶，岂是杀几个汉奸、写几封忏悔书所能洗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