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里沂溪河，在马迹塘汇入资江。从入江口溯游而上五十里，河边有个叫枫树湾的村子，那就是我的老家。

枫树湾是个小村子，很多年里，村里的人口基本在五六百之间浮动，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枫树湾如果不是世外桃源，那就是太贫穷。

我们村有多穷？五六百人口只有两百来亩水田，平均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就是三分多不到四分，想要靠种田吃饱肚子，那就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旧社会，我们村的这两百多亩水田，竟然奇迹般地没几乎平均分在每家每户。乃至后来划分阶级时，全村几乎全是贫下中农，还有两户中农。

两户中农里，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是于君家。

至少在我们村来说，于君家真的算得上“富贵”，家里有五六亩水田，却只有四五口人。

更难得的是，于君也是我们村唯一的“秀才”——虽然并没有什么秀才的功名，却真的读过十几年长学。

所以，我们村的红白喜事、凡事需要写写算算的事，几乎都是会去于君帮忙。

而于君身上不但有读书人的倔强，也有天生的良善，对乡亲们非常好，尤其是对孩子们。

我是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于君的儿于身比我大一岁，从小就一起玩。

到我们稍微长大点，于君就开始在家里教儿子读书。教的就是那种传统的线装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还有什么楚辞周易之类。

于君在教于身的时候，我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也会在一旁“旁听”，即使于君教的我们都不懂，也会跟着哼几句。

于君并不在意，反倒摇头晃脑地问我们说：你们知道于身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当然只能摇头。

于君却继续摇头晃脑地向我们解释：《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我叫于君，我的抱负藏在我儿子身上，这就是“于身”这个名字的来历。你们是不是觉得很有学问？那就跟着我多学点。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50年代末期出生得分，到稍微懂事的时候，身边的气氛正是最沸腾之际。

而曾经在我们眼里的“大学问”于君，却迎来了他的人生低谷——作为我们村里唯一读过书的人，也就成了唯一的“右派分子”，从受人敬仰到万人唾弃，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年时间。

那几年里，我们正是从懵懂小孩到初谙世事的时候，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曾经对我们那么和蔼可亲，突然就成了不能接近的对象？

也就是那几年里，于君家用肉眼可见的速度坠落凡尘，家里的几个大人有的去世，有的远走高飞下落不明，家里就只剩下于君于身父子俩。

我是女孩子，似乎有点胆小，也就不敢接近于君这个“右派”，但对从小一起长大的于君，还是忍不住有点接触。

初中之后我们都回到家，都开始跟着大人出集体工。

记得有一年春天种花生，我们这群半大不小的少年被安排放种，也就是大人在地里打个洞放点猪牛粪，我们就在那个洞里放两颗花生肉。

一开始倒也相安无事，但中途突然就吵起来了。我们那群人里有个绰号叫“牛尾巴”的，一直在呵斥于身动作要快点，这样慢吞吞地干活，挣的工分连午饭都不够。

于身已经养成了不和别人辩驳的习惯，也就对牛尾巴的污蔑置之不理，但牛尾巴得寸进尺，最后竟然说于身偷吃花生种。

在那个年代，别说于身还是“右派分子儿子”，就算是根正苗红的人，背个“偷”名是不得了的。于身脾气再好再息事宁人，也不敢就这样戴上小偷的帽子，于是便开口辩驳。

这一下不得了，牛尾巴一直就依仗自己老爸是生产队长，总是在大家面前耀武扬威。见于身竟然敢开口，更加怒不可遏，冲过去就要扭着他送去大队部。

要是其他小打小闹，我一般也不会管的，但这牛尾巴竟然像置人于死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我和于身私底下还算有点惺惺相惜呢。

于是，我一个箭步跑到于身面前，一手抢过他手里装花生种的陶钵，看了看里面的花生种，闻到一股刺鼻的桐油味，便把花生种递到牛尾巴面前说：

我们大家都看着，要是你能吃几颗花生种，我们都承认于身偷吃了，你要是不敢吃，那就别冤枉好人，人家于身比你聪明多了吧。

其实，我们当地的花生种都会泡过桐油，既可以防老鼠，也是为了防止被人偷吃，这事所有人都知道，只是没有人敢说而已。

而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牛尾巴的父亲只是生产队长，自然不敢对我怎么样。

就那样，我算是救了于身一次，虽然回家后也被父母念叨了很久，但父亲最后还是叹着气说：

牛尾巴也是太过分，亏得于君当年还教过他识字，只是你一个姑娘家这么做，只怕会让人说闲话啊。

虽然是姑娘家，但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只要父母不责骂我，父亲的这个担心，我几乎毫不在意。

几天之后收工比较晚，吃过饭我去河边洗衣服时，竟然偶遇了于身，他没有说多话，只是说了声谢谢，还说大恩不言谢，云水共天长。

我没有说什么，于身能够出口成章，我虽然能听懂，却真的说不出来。只是羞赧地对他说：没什么，也就是开口之劳，不足挂齿。

那次风波表面上很快过去了，但我所不知道的暗潮汹涌，乃至到我知道时，已经成了燎原之势。

牛尾巴表面上不敢对我怎么样，毕竟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就连大队长和支书都得倚重，他父亲的生产队长还真上不了台面。

但牛尾巴是个卑鄙小人，那天当众被我呵斥了一顿，明面上不敢怎么样，却暗地里散步流言来：

刘文茵和于身谈对象，早就已经私定终身了，要不然她为什么会替他出头？

这样的话，一开始确实没有人信。

在大家眼里，我们老刘家也算是湾里的头面人家，哪里会和于君那样的五类分结亲家？

再说了，我刘文茵可是地方上“才貌双全”的姑娘，再不济也不至于眼瞎选择于身吧。

但谎言说得多了也就成了真话，再加上牛尾巴在暗中推波助澜，说什么“文茵”这个名字，当年还是老右派于君起的呢。不知不觉中，我和于身的事就被大家说得活灵活现了。

在农村，一个人的好话，肯定会有热心人及时传到耳朵里，但涉及到你的坏话时，几乎不会有人告诉你。

等到我们一家人知道这个消息时，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只不过，到了77年，社会氛围已经有了明显的松动，也不再那么频繁地提起“右派”这个词了，有关于我和于身的谣言，父母知道后还是很揪心：

文茵啊，我们只有你一个女儿，可舍不得你受半点委屈。

虽然于身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但你嫁给他真的不合适啊，你看这朝世，不但自己一辈子抬不起头，就是孩子都不容易翻身啊。

说句老实话，我原本对于身也只是有点惺惺相惜的心理，心中很赞赏、也很羡慕他的博识多才，但真的从来没有要和他走到一起的想法。

但牛尾巴的这次作恶，却让我愤怒之余，心里反倒多了一份“我真做了你又能如何”的冲动。

于是，父母在我耳边说的次数多了，到最后我也脱口而出：我就要嫁给于身，谁能把我怎么样？人家读的书多有知识，脑子也灵光，只怕别人还看不上我呢？

我的话，自然遭到父母的怒斥，但我是个作出决定就不会轻易改变的人。有一天趁没有人关注就跑去了于身家里。

于君老了，依旧坐在堂屋里打草鞋，这是队上分给他的义务，负责给队上所有劳力编织草鞋。

看到我进来，他倒是波澜不惊地问我说：文茵，你来有什么事吗？

我叫了一声于伯，随即就问于身在不在家。于君朝屋里努了努嘴，于身听到动静刚好从屋里出来。

我也不隐瞒，当着于君伯父的面对于身说：现在村里都在传我们谈对象，我今天特意来问你，你敢不敢娶我？

于身肯定被我的一番话给吓到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老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还是于君伯父在旁边说：

文茵啊，你这话可不能跟随边说，别人造谣终归是谣言，你自己说、甚至自己做，那可是不得了的事，你看我们家这样子，你不是往火坑里跳么？

我大声说道：别管什么右派火坑，我就认准了于身，要说右派，我们小时候不都跟右派读书识字么，那我们不也是小右派？

于身回过神来，倒是显得很有主见，竟然走到我面前说：文茵，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算是青梅竹马，我也很欣赏你，你要是真敢下嫁，我自然就敢非卿不娶。

于伯在旁不再说话，只是叹气说：都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拿主意。

感想就敢做，我当即就拖着于身到了我家，当着我父母的面说：我就是要嫁给于身，我们说好了，今年就成亲，他现在来就是来认门的。

父母目瞪口呆，速记就是爆发起来，母亲一遍怒骂一遍把我拖进屋，父亲则指着于身说了一连串的“你……你……你”，却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骂人话。

毕竟在我父亲眼里，于身确实是个优秀的男青年，如果不是成分不好，能够有这样的女婿，他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既然有右派这个成分，天下父母心，谁舍得自己的女儿往坑里跳呢？

可父亲终归是个正直人，即使很生气，却也做不到昧着良心扯理由责骂于身。

于身却一本正经地对我父亲说：刘叔，我从小就喜欢文茵，只要她肯嫁给我，我就不会放弃，也不会让她受委屈。

于身说完就离开了，父母的怒火终于全部倾泻到我头上。他们轮流上阵，破天荒地扯开嗓子把我骂了一整晚。乃至到第二天，我要嫁给于身的事，就再次在村里传播开来。

乡亲们没有一个不摇头惋惜的：多好的文茵，怎么就这么不开眼呢？凭她的模样，凭她的本领，就算想嫁个吃国家粮的也有可能啊，偏要嫁个五类分子呢？

乡亲们没有一个看好的，但我铁了心要嫁给于身，父母当然是断然反对，一时间也就成了僵局。

转机出现在10月底，于身突然接到通知，说恢复高考了，自己要参加高考。

我也以此为由去说服父母，母亲对高考是什么没有概念，但父亲听了却沉默了一阵，最后松口了：

既然国家都恢复高考了，只要他有资格参加考试，不管考不考得上，我都同意你们的事。

于是，于身报顺利报考的那天，也是我和他订婚的日子。

可惜的是，当年的高考，于身还是落榜了。但他一点也不气颓，反倒主动安慰我说：今年是时间仓促复习不够，我肯定要继续考，明年一定没有问题。

我当然极力支持，虽然还只是订了婚，干脆就住到了他家，让他一门心思专心复习，我则肩负起家里所有的事情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78年的高考，于身顺利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收到通知书的当天，他们父子就请了村上的锣鼓队，热热闹闹把我接过了门，也让那些说我“煮熟的鸭子又废了飞了”的人大失所望了。

于身大学毕业后留在市里，开始的几年，我不得不继续住在乡下。

直到84年，我们的孩子都4岁了，我们一家才终于在市里团聚，这时候的他，已经是个基层领导了。

后来的发展算是顺风顺水，于身本身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仕途也比较顺，十几年之后还当上了县长。

尽管他当了领导，但在家里，我永远是他的领导，他曾毫不掩饰地对孩子们说：

我和你母亲的爱情，那才是真正的患难之交，是永远不变的、真正的海枯石烂、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