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作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部主任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抱着“回望旧文明”的心态来到中国，以国际问题专家的视角，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研究，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

人类的希望在中国

与其他来华人士不同，他没有首选北京、上海或者南京，而是把东北作为首访地，因为在他看来，那里是中国、su联、日本和美国高度关切的地区，无异于火药库，只要中东路问题不解决，大灾难来临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他对日本还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日本不会获得成功，所以没有准确预判日本人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但他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尤其是日俄战争的硝烟中，窥见到了日本对东北的企图远不限于铁路、港口、矿产和大豆，因为他从日本人建立的旅顺港日俄战争纪念馆，窥见到了端倪。

在东北，日本关东军和su军正虎视眈眈，他预测中国东北北部终将形成一个两国民族融合的社会——俄罗斯的文化，中国的血统。

那时候，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汤因比怀着对中国古文明的热切希望穿越长城，他欢呼般地写道：我们这些洋鬼子正跨入华夏文明的门槛！

汤因比心中的“世界的首都”

他把北京称作“世界的首都”，但当他听到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人高喊“砸烂旧文化”口号的时候，他预感到，中国的旧都城和文化，已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慑下，只剩下惨淡的余晖，这也预示着中国古老的体制已完全落伍，末日无法逆转！

汤因比对中日两国文化的态度作了对比，他认为日本人更尊重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人对历史遗迹的态度通常是漠然，甚至毁灭。

但他对英国殖民下的威海卫另有一番评价，他说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留下来的最后一束亮光——汉唐遗风。

他预言，这样的“世外桃源”或将随着中华文明的暗淡而烟消云散。因为中国文化正面临着被西方文明同化的危险。

华夏文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类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变革，作为“世界通哲”，“与爱因斯坦、罗素与史怀哲并列（美国新闻周刊）”的大学者，汤因比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的预判愈加准确。

西方列强瓜分世界的武力角逐，重新调整了世界格局，他的祖国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雍容华贵与轻歌曼舞，被湮没在殖民地独立的浪潮中风光不再。当他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日不落”帝国早已落日的1967年。这一年，汤恩比78岁，12大卷的历史哲学巨著《历史研究》刚刚面世。

此书酝酿于1921年，动笔于1927年，完成于60年代初。该书不是常规的以民族、国家为文明单元，而是以文明的形态为单元，将中国文明与希腊文明合在一起，开宏观历史哲学先河，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全世界的历史研究。

这部毁誉参半的历史巨著，把他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赞誉者、批评者势同水火，却阻挡不住它在世界各地的出版和思想的广泛传播，美国将此文刊发于《外交》季刊上，日本还成立了汤因比市民之会。

汤因此强调中华文明的价值，认为“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的结合，才是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这为他第三次将中国文明提升到解决整个人类困境的高度，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正因为他将西人鄙夷的中国文明跟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希腊文明相提并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一切文明都具有等价性”的主张，遭到了西方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认为汤因比的学说是伪学术，是“对西方文明的亵渎”，“令人憎恶”。

此后的两年间，他在《融合西方文明进取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的“第三条道路”才是未来所在》一书中指出 ：“美苏是‘现在的国家’，中国是让人对将来发挥强烈想象的‘未来的国家’”。

汤因比和他的代表作

他推断：“中国何时恢复在世界史上的统治地位，虽然难以预期，但迟则在二十一世纪初，快则二三十年后就会踏上历史舞台。”

汤因比第二次来华是1967年，出书是1969年，谁也不会相信，他居然从“特殊年代”里，做出了上述那样的判断。

直到2019年仍然有学者发文，质疑汤因比关于中国未来的预期，中国也有学者，比如蒋志青就发文称：汤因比过于乐观，预判有误。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恢复在世界史上的统治地位。

这一次评价，是通过之前考察以及对中国文明史的深度理解所作的一系列评价和预判。

《展望二十一世纪》

距离上一次来华时隔四年，由联合国和平奖获得者池田大作整理的《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汤因比重申并坚定了上述观点。

汤因比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只能是中国……中国肩负着整个世界政治统一与和平的使命。

包括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池田大作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7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处“非常时期”，要说经过三十年“踏上历史舞台”，真的太过自信。

池田是个中国通，他认为中国信奉孔子的仁义之道，也信奉老子的“道法自然”。强大如斯的大道，尚且要法万物之自然而不能为万物主，如此才能带来“我无为而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的“无不为”，若是违背民众意愿，将人禁锢在僵化的“人为”社会里，有什么能力统一世界？

但是，汤因比却看到了“浊而静之徐清”的必然性，看到了中国显示出的“良好征兆”，“一个伟大的文明国度”前景灿然。

他在《一切尽在我心》诗中自信满满：“俯仰之所见，道在其中矣。”

他说，中国的统一本领，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历史写照，古老的文明顺应了“天下和为一家”的文化认同，不仅是独一无二的文明，更是无与伦比的成功实践。

通过对华人移民的考察，他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中国人不是通过对外征服、开拓殖民地来输出人口和文化，而是通过人口自然而然的对外迁徙，潜移默化地扩大自身的文明影响和范围。

这种自然无为的文明，与西方社会的殖民文化截然相反。这种顺应百姓意愿而不强力干涉的自然而然，反而是成功和更有效的。

通过对文明的对比，他发现，希腊文明固然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但希腊模式的竞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无休止的战争、霸权与好斗。

而中国文明模式的特征是“平等与平和”，尽管难免战争，但中国的战争都是为了实现大一统或者驱逐外部的蛮族入侵。

汤因比推崇老子的道家思想，他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说：“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哲学……因此，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他说：“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的认识，超越其他民族，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伟大理念，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因此，他预言：“将来在文化上统一世界的是中国。”

他很自信自己的预期：“是的，很快，中国将醒来！”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一旦醒来世界将为之震动。”

他警告人类：人类无需对诺查丹玛斯的预言感到恐怖：“人类不会灭亡，拯救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西方只代表事物的终结”。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仍然留下他对中国的最后的预期：是的，人类的未来在东方，中华文明将成为世界的引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