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官僚系统后，孙皓还有意调整对外战略，希望恢复稳定的外部局势。元兴元年，司马昭任魏国丞相，随即遣使吴国劝孙皓投降。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载，司马昭派遣孙吴降将出使吴国，颇有嘲讽孙吴军事实力的意味，同时司马昭在劝降孙皓书中言。

其文言辞激烈，尽显傲慢敌对之意。孙皓面对司马昭的嘲讽与威胁，却没有延续孙吴长期以来与魏敌对的外交战略。

而是在次年派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璆随徐绍、孙彧回使魏国。

孙皓报书言辞温和与司马昭的嘲讽威胁形成强烈反差，两相对比反映出孙皓当时迫切希望与魏通好的用意。

魏晋禅代之后，孙皓又在宝鼎元年正月主动派遣大鸿胪张俨、五官中郎将丁忠吊祭晋文帝，两国外交逐渐缓和，使者往来频繁。

丁忠使晋归来后，竞向孙皓建言，听取了陆抗和刘基等人的建议后“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绝。”

孙皓即位以来虽曾遭到司马昭的挑衅与威胁，但仍低姿态主动示好，一改孙吴与北方长期敌对的局面，派遣使者互通有无。

面对朝中主战言论，孙皓也是审时度势认为外部蜀汉刚刚被灭。

孙吴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处于一种不利的局面，因此应该保持克制，以和为主不宜出兵。

张俨出使晋国之时，孙皓曾对其言“今南北通好，以君为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更加明确地表示了孙皓即位后希望通过与晋国的使者往来，维系两国之间的友好局面，重建稳定的外部秩序。

维护国际局势的稳定之余，孙皓也着手应对地方危机。

首先，孙皓积极调整地方郡县区划，据陈建梅《孙吴政区地理研究》所列《孙吴新置郡列表》、《孙吴新置县列表》统计。

孙亮、孙休时期共新置郡级行政单位9个、县级行政单位24个；孙皓时期新置郡级行政单位14个，县级行政单位更多达40个。

《吴书·孙皓传》引《晋阳秋》载晋平吴时孙吴共有郡43个、县313个。

以此推算，孙皓时期新设郡级行政单位占旧有郡数的48.3%、新设县级行政单位占旧有县数的14.7%，如此大规模调整郡县行政区划的意义何在呢？

宝鼎元年冬十月，永安山贼施旦等起兵反叛，丁固、诸葛靓率军平叛后。

孙皓立即对此地区的郡县设置进行调整，“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杨为吴兴郡。”

诏书中首先强调建国设郡这种对地方政区的调整要遵循“因事制宜”的原则。

然后说明此次增设郡县的目的在于镇压山越叛乱、守卫孙和明陵，表明孙皓希望通过大规模调整郡县区划的措施恢复地方局势的稳定。

孙吴地方社会本就存在着大量不为地方郡县控制的“亡民”、“山越”势力。

叛乱动荡频发及赋役沉重又造成了许多百姓脱离郡县控制，成为流民甚至参加叛乱。

孙皓积极增设郡县目的在于将山林险阻之中的“亡民”、“山越”进一步“编户齐民化”。

这些人如果受到地方行政体系的控制，参与及发动反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减少，同时还能够为政府提供必要的赋役。

另一方面增设郡县之后就会缩小原来的统治辖区，郡县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却得到增强。

如此一缩一增，即便发生动乱，地方郡县也能够更为有效地镇压平叛。

除了防止地方山越亡民的叛乱，孙皓增设郡县还有通过“强干弱枝”的手段瓦解郡县军功势力的深层次意图。

孙吴自开国以来，军功将领多领兵担任郡县长官，又依靠奉邑、复客和袭业领兵等制度长期把控地方资源。

形成自身势力范围，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郡县实行有效统治。

上述宝鼎二年，孙皓借平定永安叛乱的机分会稽为东阳郡，分吴、丹杨九县为吴兴郡。

会稽、吴郡及丹阳三地聚集了孙吴大量人口、赋役及财物资源，也是以军功势力为代表的江东大族长期盘踞之地。

孙皓这次新设郡县不但缩小了会稽、吴郡、丹杨等地军功势力所能控制的地域范围，也将兵将人口、赋役等资源从旧有军功势力的掌握之中分离出来。

同时孙皓还可以像派遣万彧上镇巴丘一样，通过选派亲信担任新设郡县长官的方式强化自身对于地方郡县的掌控。

与增设郡县相配套，孙皓还进一步采取“科出亡叛”等措施削弱地方旧有的军功势力。凤皇三年，孙皓“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

所谓“科出亡叛”，即是派遣中央官僚到地方督查豪族、将领私藏抓捕逃亡人口的行为。

除了地方郡县开展的针对“亡民”、“山越”的“编户齐民化”行动。

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强和将领也会趁机私自抓捕、藏匿这些“流亡叛乱”的百姓，使其能为自己的依附民，借机增强自身的实力。

这种地方诸将、豪强势力与郡县争夺流民的事件在孙吴亦不鲜见。豪强逐渐势大，便会对地方郡县的有效统治构成威胁。

因此孙皓便选派中央官员深入地方社会，科实户口，保证流亡的百姓能够重新成为编户民为郡县所控制。

贺邵就曾“检校诸顾、陆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罪者甚众。”

孙皓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重建官僚系统，以此为基础，孙皓也希望在地方社会通过增设郡县、科出亡叛等手段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

其次，孙皓还两次出兵收复交阯。前文已述，永安六年（公元263年）交阯郡吏吕兴反叛并投降魏国。

随后降魏的蜀汉南中太守霍弋“遣将兵救援吕兴，平交阯、九真、日南三郡。”

孙吴地方内乱引发两国征战，交阯部分地区落入魏国之手。

面对这一严峻的后方危机，孙吴当局却“复分交州置广州”。

选择采取重划边界的消极防守策略，直至孙皓即位，才开始着手准备收复交阯地区。

宝鼎三年，孙皓以收复交阯的战争以失败告终，但孙皓并没有就此罢手，第二年，孙皓再次发动了对交阯地区的收复之战。

这次孙皓启用了熟悉交广地区的陶璜、薛珝等人担任主要将领。

同时兵分陆水两路，与晋展开对交阯地区的争夺，史称“时将军薛珝仗节南征，军容甚盛。”

建衡三年，虞汜、陶璜等人攻破交阯、扶严，擒杀晋所置守将杨稷、毛炅等人，九真、日南等地重新归属孙吴。

至此，历时近八年的交阯叛乱宣告结束。孙吴能够取得交阯平叛的最终胜利也与孙皓即位密切相关，交阯叛乱于永安六年爆发。

此时孙吴没有迅速采取措施平定叛乱，导致吕兴勾结魏国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交阯地处孙吴南端，是孙吴的大后方，一旦后方落入魏国之手，加之蜀汉被灭的情况，孙吴便会陷入魏国的北、西、南三面包围之中。

孙皓即位后，虽然希望与魏（晋）重修通好，但却注意到了因地方叛乱而导致内外双重危机，于是选派虞汜、陶璜及薛珝等得力将领率军出征。

战后，孙皓又重新调整了交阯地区的行政区划，“分交阯为新昌郡，置武平郡。”

增设郡县派兵镇守，意图进一步控制和稳定后方。

综上可见，孙皓即位之后面对孙吴内外三重失衡的困局，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首先打击权臣、着手建立以军功后裔和文人幸臣为主要成员的官僚系统，维护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

再者改变频繁征战的对外战略，与魏（晋）互通使者，努力形成“南北通好”的局面，以期为吴国军力、国力的恢复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

最后大规模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积极平定地方叛乱，解决交阯危机，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孙皓为了应对孙吴内外危机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虽然最终没有改变孙吴亡国的命运。

但是不能因结果的失败而忽视过程的存在，也不能用结果的失败简断然否定过程的作用和意义。

对孙皓行动的全面系统考察，不仅有利于丰富我们对孙皓单一化人物形象的认知。

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孙皓“荒淫昏庸”加速了孙吴灭亡这一论断的适用性与准确性。

在客观地梳理和分析孙皓行为的前提下。

我认为孙皓企图构建权威型君臣关系以及随之引发的孙吴末期的统治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才是导致孙吴灭亡的主要内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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