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见鲁哀公，哀公曰：“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

子曰：“鲁少儒。”

哀公曰：“举鲁国而儒服，何渭少乎？”

庄子曰：“周闻之，儒者寇圜（yuán）冠者知天时，履句屦（jù）者知地形，缓佩玦（jué）者事至而断。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为不然，何不号于国中曰：“无此道而为此服者，其罪死！”

于是哀公号之五日，而鲁国无敢儒服者，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公即召而问以国事，千转万变而不穷。

庄子曰：“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可谓多乎？”

鲁国，孔子的故乡，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因此儒学在此地昌盛。然而越是儒学昌盛的地方，越有混饭吃的。

一日，庄子与鲁哀公相遇。鲁哀公自豪地向庄子展示了鲁国的学术氛围，他强调鲁国是儒者的大本营，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他说：“在鲁国，有许多读书明理的儒学之士，但很少有人学习与传播先生您的道家之道。”言下之意，鲁国的儒学繁荣，而道家的影响力相对较小。

庄子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反驳说：“真正的儒士在鲁国其实是非常稀少的。”

鲁哀公对此表示怀疑，他反驳说：“全鲁国的人都穿着儒士的服装，你怎么能说儒士很少呢？”

庄子解释说：“我听说，穿儒服的人中，戴圆帽的代表上知天时；穿方鞋的，代表下晓地理；佩带彩色丝带，还系着玉佩玉玦的，代表遇事能果断处理，即富有决策能力。所谓君子，是指那些拥有君子之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善于办事的人，而不是说穿上儒士服饰的人。穿上了儒士的服饰，不一定就拥有君子之道。我想您一定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不如我们来做个实验。您为何不下个命令，说：‘没有君子之道，却还穿着儒士服饰的，统统处以死罪，看看结果会怎样？’”

于是，哀公发布号令，五天之内，鲁国国内没有人再敢穿儒士的服装，只有一个男子穿着儒士服装站立于朝门之外。鲁哀公立即召他进宫询问国事，不管怎样询问，他都能应对自如，把每个问题解答得清清楚楚，十分透彻。

庄子说：“这么大的一个鲁国，却只有一个儒士，怎么能说是很多人呢？”

这段典故揭示了“真儒”的可贵之处，真正的儒士不仅要有外在的符号（如服饰），更要有内在的修养和实践能力。这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即人们可能会模仿某种外在的标志来获得认同，但不一定具备相应的内在素质。因此，庄子的观点挑战了当时对儒士数量的表面认识，并促使人们反思真正的学问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

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贱，与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动人。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shì）笔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tǎn）儃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bó），羸（léi）。

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百里奚不把爵位和俸禄放在心上，专注于养牛，结果牛养得肥壮。这使得秦穆公忽略了他的卑微出身，委以重任。虞舜自幼面对家庭纷争，尽管后母等人多次加害，他却从不畏惧生死。这种无畏让他展现出高尚的品德，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真正的得道之人，不为世俗的荣誉、财富或生死所困。他们超越了物质追求和生命执着，忘却了外界的诱惑和自我，只专注于内心的修行。这种超越使他们顺应自然，无论做什么都能取得成功。

宋元公有意挥毫，各路画师闻风而至。他们在接受了宋元君的礼遇后，纷纷站在一旁，细心地润笔调墨，准备着，而门外，仍有众多画师等候。

然而，有一位画师最后抵达，他并没有急于挤进人群，接受了宋元君的旨意，也没有在旁恭候，而是悠然自得地回到了他的住所。

宋元君对此感到好奇，派人去查看这位画师的举动。只见他脱去衣物，赤身盘腿而坐。宋元君见状，赞叹道：“你，才是真正的画师。”

这位晚来的画师，他的神态悠闲，他遵守了基本的礼节，但并没有被多余的礼节束缚，他回到住所，解开衣物，盘腿而坐，展现出一种忘我的境界。

只有这种彻底忽视外界的人，才能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创作出真正的艺术作品。

【受揖不立】形容一个人在接受别人的礼节时，表现得非常自然，不拘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