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太宗十年（公元1238年）春，蒙古太原路转运使吕俊、副使刘子俊，因为贪污而被罪。元太宗窝阔台责问中书令耶律楚材说：“你说是孔子之道是可行的，儒生都是好人，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人？”耶律楚材回答说：“做国君的教育臣子，做父亲的教育孩子，没有人希望他们做出不义的事情来。三纲五常，是正名分的一整套规范，所有的国家没有不重视这个的，就像是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一样，哪能因为一个人出现问题，让万世通行的法则在我们国家被废呢？”听了耶律楚材的这番话后，窝阔台的心情放松了很多。

这番蒙古国君臣的对话，记录在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宋纪》中。当朝廷里出现了吕俊、刘子俊这样的贪官，而且他们恰恰还又都是文臣或者说是“儒者”的时候，身为宰相，非常熟悉汉文化也十分推崇儒家思想的耶律楚材承受了来自皇帝的巨大压力：在窝阔台看来，既然耶律楚材非常欣赏与倡导儒家文化，高度肯定“儒者”，那么，当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耶律楚材就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窝阔台对于这样的现象的出现，存在不小的疑问，希望能够从耶律楚材这里找到答案。

耶律楚材的回答是客观的也是正确的。他拿做父亲的教育孩子来比喻做国君的教育臣子，是因为做父亲的无疑希望孩子能够正确做人、正确做事，与做国君的教育臣子也有同样的用心，然而无论是孩子的还是做臣子的。所以，孔子之道或者说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总体性质的道德规范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出现吕俊、刘子俊这样的贪官污吏，事实上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教育不是万能的，不只是在家庭里是这样，在朝廷官员队伍中也是这样。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

孔子的思想或者说儒家学说，几乎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属于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孔子的思想或者说儒家学说，有很多内容哪怕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比如说“仁义礼智信”，至少在我看来依然是符合今天我们这社会的基本要求的，我们的下一代也还在学习这些东西并努力把它们传承下去。但是，再好的东西可能也存在缺陷，再好的教育也不是万能的，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比如说当年被罪的蒙古太原路转运使吕俊、副使刘子俊，尽管他们是“儒者”，但人性之恶决定了他们同样有可能在面对金钱美女的时候，难免心旌难摇曳。

只要是人，也不管他是什么人，都一定会有弱点。这些弱点，通过教育可能被消除或者弱化；法律制度的约束，也可能让它们隐身。但是，外部条件一旦具备，它们依然是有可能冒出头来，让人走上不归之路的。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简单责怪相关的教育和制度，而该不断强化这样的教育和制度，进而减少人性的弱点被放大、被强化的情况，让吕俊和刘子俊们尽可能少一些、再少一些。当年的耶律楚材显而易见是认识到这一点的，而在他一番引导之后“蒙古主意乃解”——窝阔台也恍然大悟了：这并不是孔子之道出了问题，而是接受它们教育的人——“儒者”自身出了问题。他的国家，想要正常运转，也需要它们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