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安古镇自宋齐之后陆续修建了很多寺庙，大大小小有好几十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当时寺庙繁多的写照。镇区比较有名的，除了东寺广福教寺和西寺祗树禅林以外，就数镇中的城隍庙了。

据《海安考古录》记载：“城隍庙，在镇中。旧年设县建城，在邑之东。前明天启间，里人李祜、李社等移建镇中，为正厅、仪门、戏台、后宫妆楼、两庑司房（两庑司房：供庙中人员用的东西厢房）。(考古录)道士程乾枢构屋数间，并置草熟田数百亩，以供香火。(州志)道光辛卯，袁教骅改仪门为审事厅。”

对城隍的祭祀开始于唐明初封郡县城隍侯伯爵，“后止称城隍之神”（《泰州志》光绪）。设县建城之后，海安镇的城隍庙本来是建在县城的东边的。以海安之名设县建城大约是在南宋泰始七年（471年），此后屡有兴废，但肯定是一个较早的年代。也就是说，城东这座城隍庙兴建已经很久了。可能是不方便祭拜，明代天启（1621-1627）年间，海安的两位老乡李祜、李社就将城隍庙从城东搬到了城里面，相继建造了正厅、仪门、戏台、后宫妆楼、两庑司房等一系列建筑，一个叫程乾枢的道士又建造了几间房屋，并且购置了几百亩草田熟田，以供给庙里的香火之资。清朝道光年间，袁教骅将城隍庙仪门改为审事厅。

千百年风雨兼程，千百年沧桑巨变，海安城隍庙在世纪轮回中渐渐融入本镇居民的生活，成为海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座百年寺庙最传奇的经历发生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当时苏中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艰苦的阶段，日伪军对根据地实施了严密的封锁，特别是在水运咽喉要地海安三里闸，重兵把守，对出入船只盘查极严。当时，我新四军一批包含食盐和消炎药盘尼西林等的紧要物资历经艰险，运到了三里闸，在这里等待交接转移。闸下，我军接应人员也已经到位，准备接应这批物资。可能是敌人嗅到了特殊的气味，对三里闸的盘查越发加紧了，而且准备对等待过闸的船只进行严密搜查，我抗日军民急需的待运物资处于危险之中。

当此危急时刻，我新四军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利用城隍庙上演了一出调虎离山的好戏。那天晚上，城隍庙照例灯火通明，鼓乐喧天。伪军师长陈才福（人称“陈瞎子”）正在这里看戏。日军侵占海安，驻防海安的伪师长陈才福是个戏迷，他拆去城隍庙的部分屋宇、佛像，改成一个大戏院，取名“福云舞台”，经常请上海、南通等地的戏班来此演出。陈瞎子几乎每晚都来此看戏，饮酒作乐。

而在“申公记”（我军地下物资筹运站）后门口，一师二旅侦察参谋吴虎（化名周时夫，申公记老板）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大摇大摆地上了“申公记”的接客船。船东行不久，吴虎脱去外衣，悄悄潜入水中，在城隍庙向北通道的河口上岸，借着夜幕掩护，三爬两蹿，飞身跃上了庙堂的屋顶。庙里巡逻的哨兵们都伸长脖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戏台。吴虎打开随身带的几个汽油瓶子，点着了火，甩到城隍庙山门前的一堆废旧木料上。干柴烈火，大有封门之势。陈瞎子一帮人摇头晃脑，正看得人迷，忽见庙门口烟雾腾腾，烈焰滚滚，顿如惊弓之鸟，惊恐万状。连忙大喊：“有人捣乱，快来数火!”一时间，台上台下，庙里庙外，呼天抢地，你挤我攘，乱成了一锅粥！

就在城隍庙乱成一团，忙着救火抓人的时候。西门外的三里闸口跑来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军官。他哇里哇啦地叫喊，把站岗的伪军统统赶去救火，遇有动作迟缓的，劈头就是两记耳光。“日本军官”见闸上已经无人，一招手，从南边河汊里飞也似的划出两条小船，靠在申公记的大船旁，几个人一齐动手，转瞬间，货物已从大船驳运上了小船。两船一前一后迅速过闸，飞也似地向北疾驶而去。那“日本军官”看到小船走远，遁入夜色之中消失不见。拔出手枪，“砰砰砰砰砰”，连续五枪——原来这位“日本军官”是我军后勤部负责接货的老张！他是告知城里的同志，这里已经顺利完成任务。火烧城隍庙的吴虎听到西门传来的枪声，便从原路潜回船上，打扮整齐，上岸回店。

这便是“火烧城隍庙”的故事，陈才福折腾一夜，人毛也没抓到一根，怕日本人怪罪，只推说是城隍老爷显灵发怒。好在这把大火只在大门口烧了一通，城隍庙的殿堂佛像并未受到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城隍庙所在的“城隍庙巷”改名“邑庙巷”。邑庙，城隍庙之别称也。少了“城隍”二字，封建迷信的意味就少多了。为了镇住巷子里曾经的牛鬼蛇神，海安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几个司法部门都设立在邑庙巷。后来“邑庙巷”又改为“人民巷”，至今巷子还在。

在城市建设大潮中，海安又在城北的新通扬运河北岸复建了城隍庙，只是很少有人知道海安城隍庙的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