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日临近，这场充满转折性和戏剧性的选举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目前摇摆州两党竞争仍然较为激烈，当地媒体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今年的大选是“本世纪以来最为势均力敌”的一场选举，“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当地时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正式投票日。美国东部时间11月5日零时刚过，新罕布什尔州小镇迪克斯维尔山口的选民率先开始投票，这标志着第60届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

选民们接下来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贸易体系的走向。这场选举最初应是2020年选举的重现，但今年7月，总统乔·拜登结束竞选并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选举结果进入新的形势。两党在一系列施政方针上有着许多不同的思考，尤其是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域，由于ESG试图让商业社会参与公共议题治理，引发了关于合法性和道德责任的广泛辩论。

民主党倾向于结合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共和党则更反对ESG，这反映了两大政党在如何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深刻分歧。

2024 年 9 月 10 日，副总统兼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马拉·哈里斯和前总统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费城举行的 ABC 新闻总统辩论中发表讲话。图片来源/法新社盖蒂图片社

美国两党当前在摇摆州之间的斡旋背后，凸显了美国不同人群的社会价值观冲突。

今年9月，在哈里斯与特朗普唯一的一场电视辩论中。特朗普断言：“如果哈里斯赢得选举，宾夕法尼亚州的水力压裂（注：水力压裂是一种从页岩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技术，这项技术引发了当今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繁荣）将在第一天结束。”哈里斯否认了这一说法，并指出自己是《降低通胀法案》的决定性投票人，该法案为水力压裂开辟了新的租约。宾夕法尼亚州是大选中关键的七大摇摆州之一，该州也是“美国天然气工业的心脏”，其总产量仅次于德克萨斯州。

此次大选中出现的ESG议题之争，本质是观念战——通过政治主张，提醒并且同质化社会中不同群体的价值立场，其体现的政治立场本身，也是ESG政治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竞选者在大选公共演讲中讲到的案例和主张，可以影响听众和选票。由于ESG形成的道德成本比较高，遵守者往往会有被逆淘汰的可能，所以当被选举者提出一些具体的措施，就会引起相关从业者、实践者的共鸣。

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曾在其著作中介绍，几乎所有的重大外部性，如污染、健康等，政府都依赖于直接监管工具，即社会监督。1970年美国的《清洁空气法案》要求每个州因地制宜制定“州执行计划”，阐明地方层面、州层面和联邦层面的具体行动，其中要求减少汽车尾气中三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例如要求一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减少90%。这些方法有时候被称为命令控制型方法，这种方法被广泛使用。但为了克服直接控制的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则开始提倡市场型监督。从本质上讲，市场型监管利用市场来纠正其自身的失灵。

ESG议题本质上是用商业社会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治理，这个过程之中，就有不同的社会主体对这个问题形成判断。

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著名的罗诉韦德案中对堕胎合法性作出了裁定。案件的原告罗在德克萨斯州提起诉讼，挑战该州的堕胎禁令。最终，最高法院裁定堕胎是妇女的宪法权利，但同时对这一权利设定了限制。对此，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在《魔鬼经济学》中提出争议性观点：1970年代初期美国堕胎的合法化导致了1990年代犯罪率的显著下降。堕胎合法化减少了不受欢迎和高风险环境中出生的儿童数量，这些儿童更有可能在未来从事犯罪活动。随着这些潜在犯罪人口的减少，犯罪率在20年后开始下降。

而今年大选中，哈里斯坚决反对堕胎禁令，主张恢复美国宪法对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共和党则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堕胎问题挑战了宗教信仰，认为这种事情要回归到他们的家庭去做判断。

这种不同政党的观念战所影响的，将是不同的市场机会和运营成本。比如上述民主党支持的堕胎议题，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以拜登政府为代表的民主党对国际上环保组织的参与、贸易的自由化、降低贸易壁垒等有相应的政策主张，在其上台后对企业的决策，带动相应的产业发展，就必然给投资者带来一些机会。

图片来源：《绿色经济学》， (美)威廉·诺德豪斯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172页

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来说，如果特朗普上台，还应警惕回归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关税问题是研究狭义利益和广义利益冲突的经典领域。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中清楚地描述了关税政治的本质：“本国工业是否需要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限制外国工业而得到鼓励？”从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开始，经过几轮谈判，美国和其他国家逐步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保护主义结构。全球化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致力于减少贸易和金融壁垒的国际合作精神及其取得的实质性进展。而“特朗普经济学” 在其执政期间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了显著影响，贸易壁垒、制造业回归，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不利，对美国本土制造业利好。

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主义理论基础来分析，公共事务应委托给政府去处理，商业社会的事情则由商业逻辑来应对，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本身建构在一个社会生态基础上——一方面，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税收来解决公共性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等，另一方面，企业集中精力运营商业社会，这样一来，个人或私营企业等就不应该在公共领域承担任何责任。

关于ESG争议的焦点就设在这公、私两条平行线之外，需要用商业社会的力量来参与公共议题的治理。自由主义者普遍倡导个体权利的自由，包括相信市场力量和选择的自由等等。然而，关于如何平衡个体权利和集体责任，或在何种程度上政府应当介入以保障社会正义，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存在不同的观念分野。

一些企业和学者认为，实施ESG标准会增加运营成本，尤其是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利润和竞争力。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投资者撤资，尤其是在对即时回报有强烈需求的股东眼中，他们认为对于道德的强制义务扭曲了市场的本来行为。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消费者关注企业的ESG表现，一些企业可能感受到外部压力，不得不做出与企业内部发展规划产生矛盾的决策。例如在雇佣方面，不能随意解聘确实不适合工作的员工，这种强制性并不是按照商业逻辑进行的理性判断。

美国的民主党很大程度上是坚持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路径。这种对国家干预的认同感意味着——公共性的事务用财政办法解决是比较有效率的。

而美国共和党当前反对ESG的声音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立场，认为某些社会性议题的解决方案应由微观经济主体负责而非政府干预；二是针对ESG的推行方式和评价机制表示反对，尤其是大型企业和技术创新者的质疑，认为现有的评价体系无法准确理解和评估其贡献与价值；三是担忧政府通过ESG标准过度干预市场，影响企业的自主决策，挑战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原则。

大型机构往往会成为ESG的焦点，因为规模越大社会影响力就越大，责任也就越大。而当线下组织市场的功能搬到线上以后，相应地，大型互联网平台提供的是一种公共服务，就应该承担起公共监管责任，就也要提供资产准入合法性的认定。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西方，平台治理和政府之间出现了诸多“融合”现象。此前在西方社交媒体出现了涉及非法器官买卖广告、大选贿选和种族歧视言论等。2023年，有25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发表联合声明称，在社交媒体推特被收购之后，种族歧视字眼的单词在该平台上的使用急剧增加。

回归到ESG议题的本质，其实是对一些传统议题的现代化和系统化表达——这些议题在历史上就已存在，只是在当今的背景下，通过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框架重新审视和整合。拨开美国两党之争的迷雾，政客们争论的焦点基本上也可以纳入这套ESG的逻辑体系里。

纵观历史，ESG所强调的环境议题，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所出现的，社会对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责任呼声越来越高。社会方面的议题，如二战期间反对武器投资，反映了对企业在社会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关注，于是出现了责任投资的理念，支持那些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项目。此外，性别平等作为社会议题之一，自20世纪以来就成为了广泛讨论的焦点，当前的ESG标准也在推动企业在性别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最后，治理维度则强调透明度和责任制，这与历史上对公司治理和商业伦理的关注是一致的。

目前针对ESG的讨论很多，但是共识很少，标准也很少。这包括衡量标准的模糊性、政府和监管机构对ESG的态度和政策支持程度不一、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投资者和消费者压力等等。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ESG实践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双重实质性”（double materiality）对标，这是既考虑ESG议题对企业的影响，又考虑企业如何影响环境和社会。这一对标并不应由政府或标准制定机构强加，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政府对全球市场的管辖是有限的，自主权再次回到企业本身。

那么企业应该把ESG当作一种手段，还是把各项行动当成是本身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价值目标？度量尺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ESG的社会属性导致部分企业把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模糊，成为工具化的取向——用非商业的手段来实现商业目的。1833年，英国通过了《工厂法》（Factory Act），这是第一部针对工厂童工的立法。该法案规定了儿童在纺织工厂工作的最低年龄限制，并限制了他们的工作时间。当时机器生产成本很高，手工仍然占优势，所以其实这是用类似ESG的理念，来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成为自己获利的一种手段，但在客观上，这种做法也促进ESG议题的成长。

当下，企业应该根据自身业务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制定适合自己的ESG实践的双重实质性对标，并依据这一标准进行信息披露。这一过程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强调强制性的标准，就会引发质疑：强制性标准的执行由谁来实施？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在当前的ESG领域，这种不透明和混乱的局面亟需改进。

针对ESG标准的评定，需要加强流程性标准的建设，鼓励多元化的评级机构进行竞争，以程序法的思路来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对企业实践行为的干预或替代，这种方法可以确保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避免因过于具体的要求而导致ESG行为的异化。

（本文作者：郭毅，北京工商大学经管学部主任，教授；胡启元，南方周末研究员）

参考资料：

1.The Economist. Trumponomics would not be as bad as most expect, https://www.economist.com/finance-and-economics/2024/07/11/trumponomics-would-not-be-as-bad-as-most-expect

2.Politico. Why Harris and Trump are debating the F-word,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9/09/trump-harris-fracking-feud-explained-00177583

3.ABC News. Can a president ban fracking? Experts fact-check Harris and Trump's oil and gas claims, https://abcnews.go.com/US/president-ban-fracking-experts-fact-check-harris-trumps/story?id=113584915

4. (美)威廉·诺德豪斯, 绿色经济学,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2.

5.Irwin, Douglas A. Clashing over Commerce: A History of U.S. Trade Policy. Markets and Governments in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Kindle edition.

6.BBC. US election polls: Who is ahead - Harris or Trump?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j4x71znwxdo

7.联合国官网. 人权专家：言论自由不代表能在社交媒体上自由传播种族仇恨https://news.un.org/zh/story/2023/01/1113967

郭毅 胡启元

责编 孙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