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根据口述整理，为保护隐私，部分有删改虚构。文章无不良导向，请理性阅读，切勿对号入座。图侵联删。文中含有广告，5秒后可正常阅读。（讲述：张树全）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战斗打响时，我的职务是辽宁省军区作战训练处处长。当时辽宁省军区并没有参加此次战斗，但也很快进入了战备状态。

3月7日，我和几名作战参谋正在根据省军区首长的指示，研究珍宝岛战斗的相关情况，突然接到了军区作战部王参谋的电话。

王参谋的声音严肃而急促，没有半句寒暄客套：“有个电话通知，请你们记录：根据军区首长指示，各作训处处长带参谋一名，赴珍宝岛锻炼作战指挥，即日启程，自行前往……”

我抄完这份电话命令后，立刻一路小跑来到了省军区刘春芳参谋长的办公室。

刘参谋长严肃地看完了这份记录，然后抬头盯着我的眼睛说：“这是个好机会，你是个合适的人员。要珍惜这次机会，好到锻炼。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接着，刘参谋长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记住。到了前线，千万别丢脸。”

走出参谋长的办公室，我上楼向省军区司令员张海棠、政委杨弃报告了情况。杨政委对我提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要求，强调一定要带个政治素养好，业务能力强的参谋去，还嘱咐我出发前把作训处和家里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张司令员则对我说：“你是个打仗的材料，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就一条，你们都要给我活着回来！”

向几位首长汇报完毕工作后，我立刻赶回了作训处，向大家宣布了上级的命令。

“这次除了我，还要去一位参谋。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结合自身的情况认真考虑。”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说完我就点上了一支烟，背过了身去。

三分钟在一片沉寂中很快就耗尽了，当我再次转过身时，大家都活跃地站起身来，主动请缨要去跟我去前线。

“都是好样的，但这次去珍宝岛是打老毛子，需要做好牺牲的准备……独子不许去，未婚不许去，家里孩子还小的也不许去。”

在排除了这些选项后，我最后挑中了和我一起工作多年的张礼德。

“我们走后，处里的工作由韩副处长牵头，留下来的同志继续各司其职……”

3月9日，经过近20个小时的火车车程，我和张礼德终于抵达了牡丹江。当时室外的温度接近零下30摄氏度，风吹到脸上生疼，接应我们的农3师同志再三留宿，但我们有重要任务在身，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乘坐解放车直奔往五林洞军区前指。

当时在前指领导工作的，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肖全夫首长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少元。我刚到前指，就找到肖副司令员报到，从他满眼的红血丝能够看出，他一定已经连续几个昼夜没有睡个好觉了。

之前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军事工业会议的时候，我和肖副司令员有过数面之缘，这次见面他一眼就认出了我。他安排给我的任务是：担任珍宝岛方向的方向长。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担子很重，责任很大的任务。

当时的情况是，在3月2日的珍宝岛战斗中，苏联吃了亏，正在迅速向边境增兵，下一步极有可能会展开报复行动。问题只在于他们是要大打，小打，还是突破边境冲突的限度，对我国进行大举入侵。

这三方面的准备我们都必须做好。

我们要在珍宝岛和苏军作战，最大的问题不在兵力，我们在珍宝岛地区囤积的兵力相差不多，悬殊之处在于装备的数量和质量。

当时我们只有纯步兵和一部分炮兵、工兵，既没有坦克、装甲车，也没有空中援助；而苏军的步兵已经实现了全部摩托化，炮兵也占优势，还有坦克、装甲车、飞机和直升机，特别是如果他们使用的主战坦克T-62，将对我军步兵分队造成严重的威胁。这种坦克的火力、突击力、防护力在当时都属于世界一流水平，我们的75毫米无座力炮、85毫米加农炮和56式火箭筒都无法对它造成致命威胁。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天气。要在零下30度的气温中长时间执行警戒、潜伏、防御的任务，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会议由肖全夫副司令员主持。

经过热烈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鉴于现有装备难以击穿T-62坦克200毫米的正面装甲，必须大量使用反坦克地雷，并根据苏军过去的作战习惯，预先设置一些雷区，让他们的坦克进的来出不去；为了防止士兵非战斗减员，或者因为咳嗽暴露目标，我们请当地部队介绍了他们的防冻经验，并编了一条顺口溜：“耳戴套，脸戴帽，裤带扎棉袄，手往怀里抄，夜里执勤别偷懒，困了喝酒别睡觉。”我们还要求各潜伏分队都要携带止咳片，出发前服下。

肖全夫副司令员还调整了一线兵力的部署，把原先的3个连增加到了5个连加2个排，并命令各一线部队向前推进1公里到1.5公里。

会后，根据这一精神，我这个方向的指挥所很快就推进了209高地，这里距离前沿只有1公里，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珍宝岛。当然，如果苏军发现了我们，危险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庆幸的是，一直到最后，苏军都没有发现我们。

3月15日凌晨，我军一支潜伏分队发现苏军出动了6辆装甲车，掩护30多名步兵偷偷从珍宝岛北端登陆了。前指收到这一情报后，判断苏军是想偷偷登岛设伏，等我巡逻队上岛巡逻时向我发起两面夹击，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早就在几百米外看着他们了。

那就将计就计！

天亮后，我军派出一个班的巡逻队从南向北展开巡逻，走到岛中部的时候突然折回，不明所以的苏军向我军开火，我方随即展开了反击。在战斗的过程中，苏军派出30多人，想向我军侧后迂回，被我军准备已久的潜伏分队死死压住，不得已又撤回了对岸。

经过一番休整后，9点46分，苏军又出动6辆坦克，5辆装甲车，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再次对我阵地发起了猛攻，其中一辆坦克开进了我军预设的雷区，触发反坦克地雷后左侧履带被炸断，当场抛锚，2名苏军驾驶员从地盘舱盖钻出后想逃跑，被我军击毙，其余坦克见状连忙倒车后窜。我军顺势发起炮击，但无法穿透T-62的装甲，只能看着这伙溃兵撤回岸上。

下午1点，喘息后的苏军调动大口径火炮和岸边坦克炮，对我军纵深阵地发起了大规模的炮火袭击，火力延伸后，苏军再次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近百名步兵对珍宝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各部队密切协同，进展开火，在杀伤其登岛有生力量后，又向对岸苏军阵地和指挥所发起了炮击。战斗进行到下午5点多，苏军第三次进攻被我军击退。

3月15日，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天，我边防部队和苏军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他们的6次猛烈炮击，粉碎了他们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击毙苏军边防总队上校列昂诺夫，中校扬辛等60余人，同时我们也有12位指战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前指把战斗结果汇报上去后，周总理的指示很快传来，他首先肯定了此战的成绩，二是要继续观察苏军动向，准备下一次反击，三是要停止炮击一天两夜，给苏军留个台阶，让他上岛收尸。

3月17日，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向前指下达命令：下一步的作战焦点，就是在这辆坦克上，绝对不能让敌人把坦克拖走，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

从政治上说，T-62坦克遗留在我国的冰面上，构成了苏军入侵我国的铁证。从军事上说，T-62虽然并不是苏军最新一代的坦克，但它所使用的车载红外夜视装置、夜瞄装置、火炮双向稳定系统、大功率柴油机等技术，还是非常先进的，如果能掌握这些技术，无疑将大大加快我国的科研进度和军工水平。

接下来就是更为紧张和焦灼的坦克争夺战。

苏军为了夺回抛锚坦克，用坦克掩护70多名步兵登岛，大量埋设地雷，并企图将坦克拖走，双方发生猛烈炮击，最后苏军撤退。

18日凌晨，我军派出搜索分队前去查看，结果触发了苏军埋设的地雷，当时天黑视线不好，带队的连长误以为是中了苏军的炮击，下令部队继续前进，结果再次触发地雷，造成连长等16人受伤。

事情的复杂性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为了排掉这些地雷，军区紧急调来一批排雷骨干，趁着20日夜间天降大雪隐蔽登岛排雷。经过一番紧张的作业，排雷工作初见成效，这时候苏军发现了我军的行动，为了阻止我军接近坦克，他们出动了配备红外夜视仪的狙击手，我军一名战士被击中腹部，另一名战士前去营救，结果两人触雷牺牲。

战士们忍着极大的悲痛完成了后续排雷工作，并在岛上埋设了20多枚反坦克地雷，阻止苏军坦克再次登陆。

苏军眼看无法阻止我军行动，正面登岛的路线也被我军地雷封锁，接着就决定以秘密渗透的方式炸毁坦克，他们的爆破小分队有一次都靠近了坦克，还在坦克下埋了53公斤炸药，差点就要引爆了，幸好被我军击退。

从此之后，苏军便不再派人接近坦克，而是干脆昼夜不停地炮击，企图把坦克炸毁。在这个时候，沈阳军区陈锡联司令员的命令也来了，他要求我们，先把坦克上能拆下来的装备都拆下来，下一步再考虑拉回坦克。

3月22日，我带着几个参谋某上了坦克，根据俄文说明书写下了坦克上的机枪、电台、机枪瞄准器，并把39发炮弹搬运回来。我们不是装甲兵，对坦克的内部构造并不熟悉，所以内部的零件只好等装甲兵的工程技术人员去来拆卸，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坦克里能拆的东西全部拆下来了，包括指挥前往强，红外潜望镜，炮塔电动机，自动灭火装置等等。

接着就是组织把坦克拉上来，肖全夫副司令员指定我和64军何处长共同负责这项任务，但何处长干了十来天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来了，后面的组织任务都交给了我一个人。

当时坦克就窝在冰面上，但我们不能用卡车、拖拉机去拖，这样会暴露意图，我们的办法是派人摸到坦克边上，把几股钢缆分别挂在坦克的轮毂和炮塔上，然后合成一股，用绞盘往回拉。当时哈尔滨第一机械厂派出了他们最好的技术员跟着我们。

我们选择在夜里开展作业，因为白天会被发现。但即使这样，我们作业的时候，苏军还是每过半小时就打一排炮，为了减少伤亡，我们在绞盘机附近挖了掩护工事，拉半个小时就隐蔽起来，等炮弹打过去再出动。

3月31日，我们照常开始作业，这次作业非常顺利，半个小时就把坦克拉了15米，可惜就在胜利在望的时候，这辆30多吨重的坦克失去了平衡，炮管一下子沉到了冰沟了，卡住了，我们一直忙活到清晨，它都卡在冰沟里一动不动。

天亮以后，我们还在商讨下一步该怎么办，发现坦克发生了位移的苏军就对坦克发起了反复的炮击，钢缆被炸断，我方12人受伤，最后冰面炸裂，坦克沉入了江底。我们拉坦克的进度因此被迫陷入停滞。

既然冰上作业无法展开，我们就只好采取冰下拖拉的办法了，我们安排工兵在江面上炸开了一条宽10米的大冰槽，又从北海舰队调来4名潜水员，在零下20度的江水里进行冰下工作。我们潜水员的潜水装备没有御寒功能，呼吸管和通气阀时不时就会被冰渣堵住，只能用呼出的热气把它一点点暖化。

最为危险的是，炮弹打到冰层上上，水下的震动比空气中要大的多，弄不好能把人活活震死。为了避免牺牲，每次我都和潜水员一起作业，在冰面上给他们当安全员。

时间一宿一宿地过去，拉坦克的进展却非常缓慢，那段时间，我基本不吃饭不喝水，饿了啃一口香肠，渴了喝一口酒，天亮了就去前指报告情况，每次见面都要挨一顿批评，挨完批就回去补觉。

时间很快来到4月中旬，前指召开了珍宝岛战斗英雄表彰大会，首长们看我拉坦克拉得辛苦，给我评了一个二等功。表彰会刚开完，肖全夫副司令员就又开了一个会，他在这次会议上大发雷霆，严肃地告诉大家：破坦克拉上来，我们开庆功会；拉不上来，我们开检讨会；牺牲了，就开追悼会！

会场的气氛很是沉重，我起身向首长表态说：“庆功会，检讨会和追悼会，我只会参加庆功会，不参加检讨会，如果牺牲了，追悼会谁愿意开谁开，我就做不了主了。为了完成任务，我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我说完这番话，大家都有些呆住了，不知道是鼓掌好还是不鼓掌好，肖全夫副司令员哈哈大笑道：“好小子，你这话听了提气！”

立下军令状后，我马上返回前线继续工作，这期间，我有三次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其中一次炮弹落在我身后10米，把我掀翻好远，我缓过神一看，通信员小李已经被炸碎了，地上只留下了一个炮弹坑。小李只有20岁，正值大好年华，每忆及此，我都非常伤感。

最终，我们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完成了这个光荣的任务，那种胜利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我和战友们在这辆坦克前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也成了我战斗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幕。

如今，那辆经过修复的苏联坦克被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珍宝岛度过这难忘的63个日夜后，我于5月10日和前指首长一起乘坐直升机离开。牺牲的烈士们后来被安葬入宝清县的珍宝岛烈士陵园，我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