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随着中印度边境争端的发生，很多人再次将舆论聚焦到藏南问题上。事实上，藏南地区因为地理特殊，无论是收复还是持续管理难度都非常大。其实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那就是通往藏南的一个必经的区域，在民国时期曾经一度成为舆论焦点，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着归属争议的“江心坡”。

这个区域对很多人来说非常陌生，为什么如此重要，又是为什么成为缅甸的国土，最终让我国失去这个能够通往藏南区域的“桥头堡”呢？其实这都要从清末英国在东南亚以及我国开启殖民侵略开始说起。

从清末到民初，英国殖民者不断搅局，种下恶果。

江心坡位于今緬北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与恩梅开江之间，民国时期为中緬北段 未定界争议区。由于江心坡处于在由缅入藏的要隘之上，在“处女地”野人山的边缘。当时这一篇区域从片马以西，北到西藏察隅县，南到尖高山，可以说说滇、缅、印、藏几个区域交界的中心，其地缘价值非常突出。

后来的滇缅专家张凤岐就曾说过“此山（野人山）若在华界，则英兵虽万，不能敌华兵之百；使英国得此，则英兵百可抵华兵万矣”。因此，当英国将缅甸、印度占为自己殖民地的时候，江心坡无疑成为英国觊觎很久的缅藏通道。

特别是自从英国吞并缅甸之后，为了实现其远东的“迷梦”，也就是持续侵占滇藏边防要隘，以此为打通康川藏的通路，从而实现与扬子江与印度路线联为一气的战略目标，江心坡更是势在必得。

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能够看到，在清末时期，当外国政府注意到中国西南边情，尤其是英法两国积极派遣探测队的时候，此时的晚清政府却昧于国际大势而不知云南边疆的版图，划界前也没有详细地勘察。

而且在外交上，总理衙门以及外务部外交部先后也都没有谋及早了决的准备，疆吏也少有人注意到滇缅边境的状况。所以才致使英人得以逐步侵占经营，也因此错过了中英滇缅划界的最佳时机，而为后来留下无穷后患。

后来英国曾提出国以片马换江心坡的想法，并在1900 年英国军队就占领片马附近的茨竹、派赖等村寨，造成中国军民伤亡百余人的惨剧。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当时北洋政府“对于滇事，极为隔膜；甚至认为边僻之地，无关重要”。

事实上北洋政府对江心坡不重视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北洋政府对滇缅区域的管辖不足，没有能力驱逐英军，收复江心坡这片区域。因此在1926 年，英国人直接占领江心坡，并在当地实施软化政策，英军欺骗当地人，告诉他们以后江心坡再也不是归中国所有，而且中国政府不会出兵收复江心坡等。

国民政府的懦弱，导致江心坡的归属，既成事实。

到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对国内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因此一些有识之士将江心坡问题提了出来，这使得江心坡在1929 年一度成为舆论的焦点。事实上，在1926 年英国侵占江心坡后，就有不少国人开始关注到中英滇缅北段未定界历次会勘的划界线。

在1928 年江心坡人民代表董卡诺和张藻扎二人，“越腾越携来信物二件”，向政府请愿。1929 年滇缅界务研究会推举代表谢焜等到南京请愿，引发了一轮舆论风潮。全国才开始注意到江心坡问题，而这时英国已占领江心坡 3 年余。

对于英国的强盗行径和歪曲实情的言论，当时的国内军事刊物《国防论坛》就曾经特载长文《班洪事件与西南边防问题》以揭露英军的暴行，同时呼吁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就班洪事件“急速向英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包括要求英军迅速撤退班洪一带屯驻英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派遣专员，与英方会勘班洪及片马， 江心坡之北段未定界，将中缅之间的疆界划明确定等等。

到了1935年， 中国国民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成立了具有中立性质的“中英滇缅勘界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英双方各派员组成， 国际联盟派出瑞士陆军上校伊斯林担任中立主席， 以监督边界的划分。

经过两年的调查，英国提出了一条明确的边界线，也就是把佤族的大部分地区和银矿划给了英国。同时英国还在国内兴起中国取得更多领土的舆论。一直到 1937年4月， 整个勘界工作才结束。但讽刺的是，在接下来的南京中英“定界”会议中，勘界委员会的决议并不能约束任何一方政府， 其报告书在法律上只为建议性质。

所以，英国仍然可以坚持原有的划界立场， 这意味着勘界与谈判都没有获得实质进展。中英最终还是没有商定出划界条约，这也直接导致滇缅南段未定界地区仍然被英国实际控制。

1937年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英国为避免过早与日本摊牌，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 在1941年中国与英国进行滇缅铁路交涉。由于滇缅铁路最终选定的路线将穿过或邻近中缅边界南段争议区，英方于是趁机提出先解决中缅南段未定界问题，想借此迫使中国在中缅南段边界划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1941年 6月18日， 中英在重庆以换文方式划定了中缅边界南段边界， 史称“1941年线”。该线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班洪的一部分和阿佤山区７２％的土地都划归英属缅甸。

可以说， 中国是在抗战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承认这条边界线的，至此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滇缅边境未定界地区，英国的持续扩张使中国丧失了传统习惯分界线中方一侧的八莫、 果敢、 野人山、 片马、 古浪、 岗房、 江心坡、 班洪、 班老等地区。

新中国建立后，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新时代

早在1946年至 1947年，我党领导人就多次强调在美苏之间存在着广大的 “中间地带”，即亚欧非三洲诸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因此要团结“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扩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缅关系总体上还处于冷淡和疏离。在1949年12月缅甸外交部部长伊蒙就致电周恩来，告知缅甸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在1950年6月8日，双方正式建交。

可以说缅甸是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最早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尽管如此，在1950年至1952年，中缅两国往来并不多。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缅甸领导人进一步看到了与大国结盟给小国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开始更加频繁地强调中立外交。

当时缅甸领导人吴努就屡次表示，缅甸不会加入任何大国集团，决心按照自身价值观而非大国意愿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

1952年4月，周恩来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详细论述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他在“另起炉灶”“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大外交方针之外加上了 “礼尚往来” “互通有无” “团结世界人民” 三项新的基本原则，强调国家间而非党际关系，表明了要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交往的意愿。

1953年国际局势再次出现变化，首先是斯大林去世，苏联新一代领导人转而着手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中国也开始主动寻求缓和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这样缅甸逐渐由防防范与争取并重的国家转变为和平共处的对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局势的逐步稳定。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会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指出: “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1954年4月底5月初，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五国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周恩来带领中方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希望和平解决东南亚问题，愿意尽快消除东南亚国家的恐惧和担心，同时也表明新中国希望看到亚洲国家自由独立，自己解决内部问题，愿意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周恩来也认为缅甸与中国应该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同年6月，周恩来到访缅甸，在领导人的会谈中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中缅关系，中国不会对缅甸进行革命输出，可以考虑通过发表一份共同声明肯定中方提出的上述原则和立场。在对于边境划界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示，他本人无权做出这样的声明，边界划定是一个历史问题。

11月30日，吴努开启访华之旅，在与毛主席会谈中，毛主席指出已命令中国边防军不得越边境一步，同时中缅边界划定目前解决不了，将来一定解决。就这样中国与缅甸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开始转暖，一方面新中国表达出真挚的诚意消除缅甸这一近邻的疑惧，另一方面从国际局势的需要上，新中国也积极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而江心坡的边界问题也就作为既定事实留在了缅甸的境内。

如今我们可以说，长达数十年来，江心坡的归属问题，直接让我国失去了通往藏南最具优势的一块区域，这其中有晚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也有民国政府的无视放任的原因，在即成为事实后，新中国考虑到地区的稳定，以及两国的友好，因此选择了暂时放下争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智慧所在。

参考文献

姚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 江心坡” 舆论风潮的社会网络分析，中国边疆学. 2021 (01) 

梁志,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滇籍外交专家:张凤岐与边疆、外交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