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的是，华夏并非单一部族构成，而是上古许多部族汇聚而成，其中“原始股东”之一为东夷集团。

现代考古发现，距今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远古先民在沂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到距今8500年的后李文化出现时，东夷族群逐渐形成，此后又经历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

夏商周三代时，东夷成为王朝的重要“搅局者”，乃至可以说与东夷关系如何，一度决定着三代王朝的兴衰，包括王朝的更迭。

夏朝族属如何，是不是源自东夷，这一点如今还有争议，但可以确认的是，夏朝与东夷的关系非同一般。

首先，辅佐大禹治水的伯益来自东夷，大禹妻子涂山氏属于东夷九族中的淮夷。其中，涂山氏是淮夷中最强的一支，伯益在东夷中实力也很强大。因此，除了自身实力之外，大禹背后还有部分东夷的支持，或许这是帝舜禅位的原因之一。

其次，大禹获得伯益支持，其代价应是禅位伯益，但夏启驱逐伯益，引发东夷一些部族对夏朝的不满，由此导致太康失国，以及后羿代夏、寒浞代夏。直到少康之子后杼灭有穷氏，夏朝与东夷战争才结束。

随着夏朝迁都二里头，与东夷相距甚远，两者不易冲突。但在夏朝时期，一支源于燕山、兴于河济之间、接受东夷文化的新势力正在崛起，这就是商族。

以文献记载看，商朝与东夷关系极为复杂，与其中某些部落合作，但又与某些部落战争。

首先，伯益是秦人祖先，嬴姓，后人是商朝铁杆盟友，最典型的是飞廉在商亡后，继续谋划反商。嬴姓共有十四支，除了嬴姓秦人，其他不少也被周人西迁，说明他们可能也参与反周复商。除此之外，还有商奄等也是商族铁杆盟友，后遭周公东征清洗。

其次，甲骨文显示武丁时已有东夷部落叛乱，比如“王令妇好从侯告伐人（人通夷）”，即讨伐人方或夷方。纣王时期，东夷叛乱范围更大，导致纣王不得不投入重兵，由此消耗了大量实力，从而无力防御西部的姬周，所谓“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

与二里头夏都不同，商朝都城一直距离东夷不远，由此可以压制东夷，但是在国力衰落时，却又因为距离较近，导致东夷一旦叛乱就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周朝建立之后，大肆分封诸侯蚕食东夷之地，比如齐国、鲁国原本都是在东夷故土上建立的诸侯国，同时中原华夏的强大，使得东夷渐渐融入华夏。

首先，在周公东征时，征讨的主要是山东地区的东夷，而在徐州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势力——徐夷！史书记载，周康王时“徐夷僭号（称王），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一度逼近洛阳。春秋战国之后，徐夷、淮夷、莱夷等东夷势力先后融入华夏。

其次，被逼西迁的嬴姓东夷，其中嬴姓京氏东夷（嬴姓京夷都城在陕西韩城陶渠遗址）等逐渐消亡，而飞廉后代却发展壮大，长子恶来后代建立秦国，次子季胜后代建立赵国，最终东夷后代秦始皇一统华夏。或许，这也算圆了东夷千年逐鹿中原的梦想。

及至秦汉之际，虽然世上已无东夷，但东夷文化还在、东夷后代还在，只是已经融入华夏，彻底成为了华夏的一部分。

关于东夷话题，还有三点值得一提：

首先，东夷一共存在大约6500年，对中国历史影响极其深远，历史上的太昊、少昊、颛顼、伏羲等，应该都是东夷部落首领，夏商的夏族商族与东夷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夏商周三代，东夷更能影响政局变动，乃至王朝更迭。

其次，最早的甲骨文出土于山东淄博桓台，比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系统骨刻文（下图），主要出土于山东乐昌等地。而山东城子崖遗址等，展现出东夷技术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如此种种，说明上古东夷文明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第三，甲骨文中的“夷”，由“弓”与“矢”组成，推翻了传统“大弓为夷”的判断，说明东夷善射，最典型的代表是后羿。更为重要的是，由此可见“夷”本身并无贬低落后之意，可能是夏商周对不服王化的东夷长期贬低，从而让“夷”逐渐有了落后野蛮之意。

参考资料：《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甲骨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