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的《资治通鉴》，计二百九四卷、三百余万字，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中的一部享有盛誉的著作。
这一史学巨著的内容开始于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之际，结束于公元959年（“五代”之后周显德六年），时间跨度达1362年。
司马光打算编写一部通史的、最初的想法是在北宋仁宗末年，着手行动于公元1064年（宋英宗治平元年）。该年，司马光编写了一部五卷本的、名为《历年图》的大事年表，进呈给宋英宗，得到了认可。
司马光（画像）
随之，司马光就以《历年图》为基础，搜寻资料，按时间顺序编著自己心目中的史书。
公元1066年（治平三年），他完成了八卷本的《通治》一书（囊括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实）后，又立即呈送宋英宗。
御览了《通志》后，宋英宗觉得不错，但认为其内容应该进一步充实、完善。考虑到这一工作的繁重性，宋英宗诏令成立专门机构，增加编修人员，与司马光一起继续编纂《通志》。
如此一来，这一私人修史活动，变成了国家的指令性任务。于是，在得到了朝廷政策、人力、物力等方面大力支持的情况下，司马光与由他推选的参编人员一起全力以赴、认真细致地编著《通志》一书。
公元1067年（治平四年）10月，司马光把按宋英宗旨意续编的一部分《通志》书稿，上呈给承继宋英宗帝位不久的宋神宗。
宋神宗（画像）
这位年轻的皇帝看了，也很喜欢此书。不过，他觉得书中所记载的多是君臣间“善足为法，恶足为戒”的事迹，内容上有些偏狭；还认为《通志》一名，内涵不够深刻。
于是，宋神宗要求司马光进一步厚重史书的内容，并将书名《通志》改为《资治通鉴》（意思是有资于治道且贯穿古今的一种借鉴）。不久，宋神宗又亲自为《资治通鉴》写了一篇序文。
这样，在宋神宗的指示及鞭策下，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加倍努力地编写《资治通鉴》。
协助司马光编纂这一皇皇巨著的，主要有一生潜心史学的刘攽；史学家、藏书家刘恕；史学家、文学家、诗人范祖禹三个人。其中，刘攽任司马光的副手（副主编）。
刘攽（画像）
刘攽可谓“两汉”专家；刘恕熟悉“三国至隋代以及五代”的史实；范祖禹精通“唐史”。鉴于此，司马光安排他们分别编辑自己所熟知的部分历史。
每一部分草稿出来后，既负总责，也进行有关内容编写的司马光，对其逐一审校，认为无误后定稿。
根据最终的书稿来看，刘攽所负责的“汉纪”，有六十卷，付出上相对小一些。刘恕负责的“魏纪”至“隋纪”以及“五代各纪”的内容，共一百三十五卷，工作量应该说是最大的。
范祖禹负责的“唐纪”，虽说共八十一卷，看起来似乎远不如刘恕辛苦，其实并非如此。其一，那时关于唐代杂史之类的书很多，搜选、整理所需史料要花费很大的气力；其二，刘恕去世于元封元年（距全书编纂结束还有六年）后，范祖禹接手了他未完成的“五代部分”的编写工作。
范祖禹（画像）
司马迁他们在编著《资治通鉴》的过程中，除了参考《史记》到《新五代史》的十九种“正史”外，还查阅了“杂史”、“笔记”、“奏议”、“文集“之类的资料二百二十二种。材料如此之多，记述上还时有矛盾之处，选用起来很不容易。
为此，在奉命建立编纂机构之初，司马光就先与大家讨论、确定了“凡例”。然后，他们分工负责，按照年月日，筛选、收录所需材料，初步整理、编写，形成草稿。
如果遇到几种史料对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存在不同的说法、观点时，就通过严格考证，取其可信者，舍弃不可信者。
因这一项工作，使得《资治通鉴》有了它的副产品、三十卷本的《资治通鉴考异》。
各部分内容的草编完成，司马光亲自统一审阅时，对不必要的内容予以删减，对文字加工润色。范祖禹编写的“唐纪”草稿原有六百卷，经过司马光审定后，仅剩八十一卷。
工作中的司马光（剧照）
由此可知，协助编修人员的艰辛努力和司马光的剪裁精细。故而，后世有《资治通鉴》“草盈两屋”（草稿能装满两间屋子）的传说。司马光自己也对朝廷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直到公元1084年（元丰七年）12月，《资治通鉴》全书才告完成，历时近二十年（从司马光的个人行动开始算起）。
第二年（公元1085年，即元丰八年）10月，朝廷下令，重新审校。参加这一工作的，除了司马光、范祖禹和在编纂时期曾经做过文字检阅工作的司马康外，还有刘安世、黄庭坚、孔武仲、张舜民等人。
又过了一年多，公元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11月，《资治通鉴》的定本被送到浙江杭州雕版。
这时，司马光已因病去世一个多月了。可惜，他没能目睹自己辛苦成果的印刷本，没能听闻世人对它的颂赞。
印刷出版的《资治通鉴》（图示）
《资治通鉴》这一史书，在我国的编年史中，堪称内容、质量俱佳的巨著。
我们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生前反复研读此书多达十七遍，曾评价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是一部大的‘相砍书’”。“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主要参考文献：《资治通鉴索引》、《通鉴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