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第一师揪出200多名特务，粟裕知道后，忍不住开口：“是不是搞错了？我们不过一个师，有必要派这么多特务吗？”

在红军历史上，曾经因为“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得亲者痛仇者快，因此粟裕对于处决特务与反革命分子一事，特别的慎重。

一下子抓两百多名特务，粟裕认为是极其不正常的事情。一方面，对于仅仅一个师，确实没有必要派遣这么多的特务；另外一个方面，从情报工作本身的性质来看，人员肯定越少越好，人多了反而容易坏事。

粟裕联系到了汤光恢，请他出马帮忙彻底调查此事。汤光恢是做保卫工作的老手，抗战后先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军法处（又称锄奸部）副处长、处长、保卫部部长等重要职务，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汤光恢先是从这两百多个人的基本信息入手，剥丝抽茧之后发现了异常，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全部来自上海，都是知识分子。

“这也太奇怪了！”汤光恢心中狐疑，他连夜进行溯源，发现本次特务事件的最初源头，是一个叫做黄特的人。

经过反复调查，汤光恢最终证实，黄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黄特出身地主家庭，其父亲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当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红军来了后，在周围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大范围地“打土豪、分田地”。黄特的父亲就是这个时候被抓的。

红军将黄特父亲的家产全部分给了穷人，并对其进行了公审。十里八乡的百姓前来控诉黄父的罪行。

黄父坏事做绝，群众意见非常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根据地首长顺应民意，当众处决了黄父。

黄特当时年龄还小，红军就没有难为他。但是黄特从此记住了杀父之仇，发誓长大后一定要报仇雪恨。

果然多年之后，黄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军统的特务盯上。特务了解到他的身世之后大喜过望，当即将他吸纳了进来。黄特终于找到了机会，不久之后他被派到了新四军内部，专门从事破坏活动。

新四军常年奋战在日战区和国统区，反对势力多且强大，无异于“钢丝绳上跳舞”，因此对于锄奸工作抓的特别紧。黄特还没来得及进行实质性的破坏，就被我保卫部门抓获了。

狱中的黄特一开始万念俱灰，可是后来一想既然被抓，新四军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多咬一些人出来，让他们陪着自己上黄泉路，也算是报仇了。

黄特知根知底的人并不多，因此他只供出了以女学生田青为代表的几名上海知识分子。原来，黄特来新四军部队的路上，恰巧碰到了田青等人，他被田青的美貌及开朗的个性吸引，不久后就对其表达了爱慕之意。

谁知，田青对黄特并不感冒，言语委婉但意思坚决地拒绝了黄特。本来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可是偏执的黄特从此怀恨在心，抱着“我得不到的就要将其毁灭”的心态，污蔑田青是“托派”分子。

田青等人被抓到了监狱，随即被严刑拷打，这些细皮嫩肉的大城市学生，哪里受得了这个，他们也搞不懂“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在保卫人员的呵斥之下，又供出来了不少人。

就这样，被牵连的人士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最后来到了两百多个。这其中，还包括老红军王兴华，这名打过很多硬仗恶仗，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的钢铁硬汉，却即将面临着被自己人处决的命运。

汤光恢亲自提审了黄特，在铁的证据面前，黄特终于承认了诬告田青等人的罪状。事关重大，汤光恢连夜将事情的真相告知了粟裕。后者不敢怠慢，立即又将此事向总部首长进行了汇报。

真相水落石出之后，总部首长本着“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原则，命令汤光恢等人再次对这两百多人进行一次地毯式的全面排查。

经过排查，除了黄特和一名叫作刘年的女学生，确实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之外，其他所有人都是被冤枉的。最终，黄特和刘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其他人则被无罪释放。

此事过后，“汤青天”的名号在新四军一师驻地不胫而走，不过汤光恢并未骄傲自满，而是依旧稳妥谨慎的开展着工作。

一日，一位新四军小战士被押赴刑场，罪名是“侮辱妇女”。汤光恢感觉事实不清，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刻命令“刀下留人”，终止了行刑，最终经过认真调查，该小战士只是与一名女兵谈起了恋爱，最终被免除死刑，只受到了纪律处理。

粟裕和汤光恢等人一道，总结出锄奸工作的四原则：一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二是打击主犯，争取协犯；三是彻底肃清内奸，防止乱捕乱杀；四是重证据不重口供，建立革命的法治精神。

这四个原则，对于今天的很多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