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每一个王朝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会出现许多痼疾，严重影响帝国的寿命，所以作为掌舵者的皇帝就必须安排手术解决这些器质性病变。但由于皇权是靠血缘更新，选择面太窄，所以肯定会出现皇帝能力递降的现象，有些人的能力并不适合亲自操盘手术，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素质过硬的代言人代替自己解决问题。同时，这样也能避免皇帝和官僚集团关系对立，成为孤家寡人。
本质来说，王莽就是因为亲自操盘对帝国的改革从而得罪了官僚群体和世族，最终被抛弃，身死国灭。崇祯也是因为抛弃了魏忠贤这个代言人直面官僚集团最终成为了孤家寡人，只能走上煤山的绝路。
皇权解决棘手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能力彪悍的代言人作为缓冲，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能避免矛盾聚焦在自己身上。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的痼疾无非两种，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一般表现为内部山头尾大不掉，严重威胁皇权；经济问题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土地兼并严重，官僚集团和乡绅群体垄断经济导致朝廷税收直线下降。
政治问题容易导致皇权被稀释、架空、颠覆，经济问题容易导致王朝崩溃。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帝王都不允许这两个问题长期存在，野蛮生长。
由于西汉建国的特殊性，是刘邦依靠韩信、英布、彭越等这些原始股东打下的江山，出于分红的需要，所以西汉开国就是诸侯林立的现状。由于各诸侯拥有独立的军权、财权、政权，疆域辽阔，所以天然是皇权的巨大威胁。
刘邦在世时还可以凭借个人威势驾驭诸侯，一旦刘邦驾崩，幼主即位，那么皇权就必然面临异姓诸侯王的冲击。所以，为了维护刘氏江山的千秋万代，刘邦就必须得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
结果大家都知道，刘邦从称帝一直到死都在武力削藩，并最终剪灭了除长沙王之外的所有异姓诸侯王，以刘氏诸侯王为帝国屏障。
讲真，这件事没人能代替刘邦，因为汉初削藩的操盘者必须在权力、军功、威望层面领跑，如此才能整合资源，强力削藩。
但解决了异姓诸侯王，刘氏诸侯依然是帝国的威胁，而刘邦之后的诸帝却都没有刘邦的军功、能力和威望。一旦皇帝直面诸侯就会使矛盾迅速升级，自己成为众矢之的，为什么汉文帝会向吴王刘濞妥协，原因就在这里。这个时候，寻找代言人就非常重要。
汉景帝以晁错为御史大夫作为削藩的主导者，使朝廷和藩王的矛盾都聚焦到晁错身上。当时，明眼人其实都看出了晁错炮灰的归宿，其父亲就曾提醒过儿子，由于晁错不听，其父最终绝望自杀。
晁错是个聪明人，笔者相信其对自身的结局也一定有预见性，只是这个人的事业心太重，忠君思想很浓，根本不在乎个人安危。
最终，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发动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在慌乱中将晁错腰斩。
图源/剧照
许多人总是在这件事上过度指责景帝，但其实这正是景帝的老辣之处，是其帝王术的具体表现。
首先，景帝重用晁错削藩其实正是将朝廷和藩王的矛盾集中到晁错个人身上，当吴王起兵打起“清君侧”的旗帜时，景帝就顺势杀掉晁错让七王在政治层面失去支撑。这个时候，七王要是还不退兵就成了赤裸裸的造反行为。
结果是，七王不退兵，景帝站在政治高地以武力和经济优势打败了七王，并在平定七国之乱后强势削藩，使诸侯再无武力叫板朝廷的实力。
想想，如果景帝自己主持削藩，那么诸王就可以打着擅自变更祖宗制度的旗号兴兵，到时候，景帝就无政治优势。明朝的建文帝就是这么败的。
由此可见，景帝削藩以晁错为代理人绝对是一步妙棋，只是却白白牺牲了一代能臣。只能说，政治本来就是异常残酷的，晁错既然选了那条路，其对结果就肯定有预见性。
行文至此，笔者又想到了一个人——主父偃。都说主父偃给汉武帝出了“推恩令”的阳谋，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武帝成功解决了藩王势力，集中了皇权。
但说实话，作为政治精英的武帝难道就想不到吗，显然不可能。再说，推恩令此前就有人玩过，贾谊当年就给文帝出过同样的主意，只是文帝考虑到要用刘氏诸侯来制衡功臣集团才没有听贾谊的。
事实是，武帝肯定想到了推恩令，只是他不想将朝廷和藩王的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而已。当主父偃提出推恩令的方案时，武帝马上就以他为削藩的主力。此时的武帝不是找到了削藩的最佳方案，而是找到了最合适的人，将削藩引起的矛盾都集中在主父偃身上。
可以肯定，主父偃对自己的结局也是有预见性的，如此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在武帝重用自己期间各种胡作的行为，说什么“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亦当五鼎烹”。这是在预见自己结局的情况下的一种任性。
果然，刘氏诸侯都将矛盾集中到了主父偃身上，武帝为了平息众怒也将主父偃给杀掉。而武帝杀主父偃还不用费心罪名的事，因为主父偃的任何一项罪名拿出来都足以杀头。
和先皇景帝一样，武帝也是以寻找代理人的方式来解决藩王问题。最重要的是，由于主父偃出身贫寒，只能依附于皇权，武帝还不用担心其在权力扩张之后不受控。
本质来说，这属于历史经验，秦孝公当年实施变法时也是将商鞅推上前台来吸收来自世族的情绪，自己则躲在幕后看双方表演。大家千万不要受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迷惑，认为秦孝公和商鞅君臣是知音关系，共担风险，真实历史是秦孝公将风险全部都转移到了商鞅身上。
图源/剧照
而且，由于商鞅是外人，在秦国没有任何根基，只能完全依附王权，孝公根本不用担心对方会坐大、失控。
当然，商鞅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当世族的情绪在孝公去世之后一朝爆发时，惠文王还是毫不犹豫地牺牲掉了商鞅以平息世族的矛盾。
瞧，秦王不仅拿到了变法的实质性好处，还以牺牲掉代言人的方式平息了内部矛盾，一举两得。
后来，历代秦王对于祖宗经验的应用是乐此不疲，本质来说，张仪、范雎、李斯这些人都是秦王选定的代言人，为王权冲锋陷阵而已。
所以，秦孝公、汉景帝、汉武帝等帝王都是抓住了个体想在权力层面突围实现个人价值的心理加以利用而已。这种君臣模式其实是合作共赢，各取所需。只是，臣子在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却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帝王术从来都是血淋淋的，作为精英如果想要成为皇权的代言人，就要提前做好可能会牺牲的心理准备。
这样看的话，还是汉文帝比较讲武德，虽然是在以贾谊为刀对付功臣派，但在冲突剧烈的时候还是以外放的方式对贾谊进行了特殊保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汉武帝这样的猛人在制度层面改革都需要寻找代理人，那么那些资质平常的太平之主就更别提了。朱元璋为什么在生前解决了功臣问题，就是认为朱允炆的个人能力不足以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其在上位之后削藩失败就已经能够验证。
实事求是地说，允炆削藩失败一个是能力不足，另一个是其将朝廷和藩王的矛盾直接集中到自己身上，被燕王以“变更祖制”的名义起兵干掉。
不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有能力解决政治痼疾，历史上所有的乱世本质上都是皇帝无力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比如南北朝、安史之乱后的大唐、五代十国。
怎么说呢，任何一股政治势力都是通过长时间积累势能崛起的，所以自然也不可能一朝解决。最典型的就是，明朝。
太祖生前设计了藩王、文官、勋贵三驾马车互相制衡的格局，但由于燕王问鼎之后的强力削藩将藩王边缘化以及勋贵在土木堡事件中遭遇重创，所以大明就形成了文官一家独大的格局。
为了对付文官集团，大明天子积极培养宦官以为打手，刘瑾、魏忠贤就是其中的典型。虽然宦官干政曾经一度使大明的政治环境相当恶劣，但皇帝毕竟通过宦官牢牢掌控了皇权。
由于宦官出身寒微，且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就只能完全依附皇权，忠实履行代理人的角色。当然，所有的矛盾都会集中到宦官身上，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皇帝就将宦官牺牲掉平息矛盾，完了再培养新的代理人。
宦官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仅是服务皇室的生活，更是皇帝制衡外朝的政治工具。
怎么说呢，崇祯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杀了魏忠贤。魏忠贤确实是个政治毒瘤，但他毕竟起到了为皇帝打击东林党的作用，避免皇权被东林党架空。
但由于崇祯在没有培养出新的代理人之前就杀掉了魏忠贤，所以就只能独身面对文官集团的冲击。很快，崇祯就发现自己成为了孤家寡人，具体表现就是：为了集权崇祯频繁对内阁进行换血；崇祯从朝臣身上集资，大家都糊弄他；崇祯想南巡，文官愣是不同意...
好了，崇祯只能天子守国门，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殉国。不是崇祯不想跑，而是不能。
图源/剧照
估计崇祯在东林党眼中就是个笑话。但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皇帝，崇祯的政治手腕还是差点意思。
再说经济层面。经济层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比政治问题还难解决，因为这毕竟是对相关群体的利益直接动刀：解决好了，王朝得以缓解人地矛盾，延长寿命；解决不好，直接关门大吉。
经济改革比较成功的案例是商鞅变法，最失败的改革者则是王莽。
当然，商鞅变法成功是因为秦孝公找了商鞅这个代理人，而王莽则是独身面对世族阶层的洪流，最终，世族的洪流直接冲垮了新朝大厦。
本质来说，马太效应在任何一个王朝都会发生，通过土地兼并，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如果不能解决分配问题，王朝只能直面周期律，被动灭亡。
为什么两汉将打击豪强作为工作重点，本质上就是在解决人地矛盾，解决分配问题，延长帝国的寿命。
如果没有朱元璋的手段和意志，最好的办法就是寻找代理人，比如，明朝的张居正。
本质来说，张居正改革就是在解决土地问题、分配问题，缓解大明的社会矛盾，延长帝国的寿命。但大明的经济问题是极难解决的，在时间的重力下，大明的官僚集团已经和地方乡绅在身份属性上合流，同时具备权力和经济优势，有些朝臣甚至还代表东南沿海商人的利益。
虽然张居正迎难而上，但还是遭遇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明朝的内阁成员本质上并不是宰相，朝臣完全可以以越权行事来攻击张居正。
张居正的改革之路走的是步步惊叹，声声叹息。
毫无意外，朝臣、乡绅、商人的情绪都聚焦到了张居正身上，完了万历皇帝又通过否定张居正、打击张家化解了矛盾，既维护了权力，又得到了实质性的好处。
就像汉武帝一样，一方面重用酷吏打击豪强，一方面又诛杀酷吏以缓解内部矛盾，自己永远是一副闲庭信步的姿态。
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术。
总结起来就是：雄主直面洪流，亲自解决王朝痼疾；精明的皇帝寻找代理人来转移矛盾；庸主自己冲锋，结果身死国灭。
当然，还有像司马炎、刘禅这样直接躺平任由矛盾积累、演化的皇帝。
本质来说，历史是在改革中前进，而最终的结果却更多是由帝王的权术和意志所决定。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解决政治、经济问题就是在打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