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张爱萍将军晚年

1974年国庆节，张爱萍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国庆招待会，老战友宋时轮特别高兴，招待会不久后，宋时轮专程设宴宴请张爱萍。

“我听叶帅讲了，军委已经决定让你出来工作。”

宋时轮当时正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打算动员张爱萍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还在席间对张爱萍说：

“我明天就向他要你。”

看着老战友高兴的神情，张爱萍却并没有很高兴，而是陷入了沉思，毕竟以他此时的身体状况，是否能够担任繁重的工作任务呢？

果不其然，就在几天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专程到张爱萍住的京西宾馆探望：

“宋时轮想要你到军科去，我们想让你回国防科委，你愿意到哪里去？”

张爱萍思考了片刻，拍了拍自己的腿，他腿上的伤虽然已经好了不少，但行动仍然有些不便，之前出席国庆招待会，张爱萍就是拄着双拐去的，考虑到自己确实行动不便，张爱萍便拒绝了叶帅的提议：

“我的腿还在治疗中，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我暂时还是不工作为好。”

图|1974年4月，叶剑英在长江三峡

“还是出来工作吧。”叶剑英仍然显得很有耐心：

“我们考虑，国防科委更需要你。现在那里很乱，你们原来制订的计划基本上都没实现。国防科委管两摊儿，地方这摊儿，七机部和二机部，他们管不了，乱得很。”

无论叶帅如何劝说，张爱萍始终是予以婉拒，但叶帅无疑也很有耐心，临走时还特意嘱咐了一句：

“你再考虑考虑吧。如果腿还没有完全好，上半天班也行，或者一天待两个小时也行嘛！”

叶帅之所以极力动员张爱萍出山工作，是因为张爱萍之前就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而且还干的很出色。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以及国防工业战线起步阶段，张爱萍就全程参与了规划工作，并从1959年9月开始，就担任了国防科委副主任，组织“两弹一星”项目工程，并担任现场试验总指挥。

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张爱萍完成了中国第一代地地导弹试验、首次原子弹塔爆、空爆及第三次原子弹爆炸试验。

尽管对于重新出山工作，张爱萍非常有信心，但不可避免的内心仍有顾虑。叶帅对他的这种心情也很了解。

1974年11月6日，叶帅再次上门动员张爱萍出山工作，但他没有直接提，而是换了一种方式。

“昨天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没有成功，起飞20秒后就坠毁了。”

图|张爱萍

一个不经意间的话题，引起了张爱萍的关注，他立刻关切的问：

“什么原因？”

“说是一根导线没有接好。”

“胡闹，真是胡闹！”

叶帅不疾不徐的一句话，引得张爱萍勃然大怒。

话又说回来，叶帅那时已经接替了周总理，担任负责“两弹一星”研发的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这次发射卫星失败，对叶帅而言，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滑铁卢”，在叶帅看来，专业的事儿自然应该要专业的人去做。

“你还记得当年你搞的规划吧。”

张爱萍不自觉的陷入叶帅的“彀”中，侃侃而谈：

“原计划是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张爱萍记得很清楚，东方红一号卫星预研是从1958年就开始的，因与国力不相称，所以被推迟，一直到1964年，东风2号中程导弹发射成功，发射卫星的计划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4年12月27日，赵九章给周总理写信，提交了开展卫星研制的建议，到1965年10月，运载火箭总体方案论证完成，除发射东方红卫星外，还应具备发射一系列科学探测卫星和应用卫星的能力。

不过，随着张爱萍后来离开了工作岗位，这些工作也都被搁置下来。

“还是你来抓科委工作吧。小平同志也认为你最适合，尽快把这一摊抓起来。形势严峻，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图|叶剑英

叶剑英再一次发出诚恳的邀请，张爱萍坐在一边沉默着没说话。

军委已经决定了，并且同陶鲁笳谈过了。“叶剑英说：”你任国防科委主任，陶鲁笳改任政委，同时恢复你副总长职务。“

这一次张爱萍没有拒绝。

之后不久，张爱萍又专程到了西山邓小平住处拜访，并对老首长说了叶帅邀请他出山工作的事儿，邓小平心里也很高兴：

“人家让你工作你就工作嘛，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

1975年3月，张爱萍正式复任国防科委主任，重回工作岗位的张爱萍投入了极大的心血，扭转了国防科委弥漫的不正常风气，并组织科学家全力攻关。在张爱萍的努力下，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发射成功，其中还包括组织实施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等尖端武器装备的研制计划。

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再度袭来，张爱萍又一次受到了影响。

图|张爱萍

1975年年底，张爱萍因病住进了301医院，叶剑英对他的病情十分关注，不仅嘱咐医院方面要多加照顾，还专门打电话安慰。

张爱萍住院后，一些原定的计划又被搁置下来，这让他的内心产生很大的忧虑。

1977年春，张爱萍回到了西山住处，精心养病，身体各方面素质大有好转。

安静了多半年的时间，张爱萍平静的生活再一次被打破。

1977年3月9日，叶剑英恢复中央军委的工作后，立马就想起了住在西山的张爱萍，于是他便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上门邀请张爱萍回国防科委工作。

尽管张爱萍很感激叶帅对他的爱护，但一谈到工作，张爱萍始终予以婉拒，徐立清后来连续去了三次，但每次张爱萍对他的说辞都一样，徐立清没办法，只好将张爱萍的话原封不动的转述给叶帅。

“怎么了你，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这一下叶剑英坐不住了，亲自到张爱萍家里去，一进门就开门见山。

“我不是不支持您工作。”

张爱萍也很无奈，他很诚恳的说了自己的顾虑，叶剑英也推诚置腹的同他聊：

“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落后已经不止一二十年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没有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没有核反击能力，就不能拥有和平。”

一谈到国家未来面临的形势，张爱萍也坐不住了。

“我服从组织决定。”

叶剑英一听他答应，顿时笑容满面：

“这才是你张爱萍，我就知道你会出山，你有什么要求吗？”

张爱萍立马提出：

“我回国防科委工作，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哈哈一笑：

“你挑吧，挑谁给谁？”

张爱萍心情愉悦，回到家里就把叶帅同他的谈话告诉了妻子李又兰和子女，当时李又兰只问了一句：

“叶帅让你什么时候上班？”

“当然是越快越好。”张爱萍笑着调侃道：“叶帅追着屁股打。”

图|1980年6月4日，叶剑英(右二)和张爱萍(右一)、钱学森 (左一)、李耀文(左二)在上海合影

尽管不在工作岗位上有几年，但张爱萍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在他的心中，对国防科委政委人选早已经有了自己的考虑。

不久后，张爱萍撑着老迈的身躯，带着几个国防科委的助手，专程赶到木樨地部长楼，他去见了一个老战友——原26军政委李耀文。

张爱萍当年任三野参谋长的时候，李耀文就是26军政治部主任，对他的工作能力，张爱萍显然是有着深入的了解。

“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耀文又以26军政委的身份率部入朝，回国后又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70年，李耀文调任外交部军代表，后来又担任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大使、驻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使。

不过，李耀文1976年2月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但因故没有到任，之后便长期赋闲。

很显然，对于张爱萍的突然到访，李耀文夫妇也显得有些茫然，两人站在楼梯口愣了好一会儿，才把张爱萍一行人请进了屋子。

图|李耀文将军

因为家里长期没有客人来，李耀文将军的夫人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套墨绿色的茶具给客人沏茶，将军还特意嘱咐了妻子一句：

“茶具很久没用了，一定要洗干净再端上来。”

张爱萍一上来并没有开门见山，而是自顾自的给李耀文将军介绍来客，很显然李耀文将军也是一头雾水，只能随声附和着，张爱萍一看外面天色已晚，立即起身告辞，李耀文夫妇一直送到门口。

一直到这时，张爱萍才开口：

“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

第二天一早，李耀文赶到北海边上，这才从张爱萍口中了解，原来是有意要他出任国防科委政委一职。

“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

张爱萍同李耀文诚恳的谈道：

“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你们为什么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图|张爱萍（中）与钱学森（左）、朱光亚

一直到许多年后，李耀文将军对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后来他回忆称：

“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

李耀文将军一开始确实也有顾虑，一方面是因为离开部队多年，之前也没从事过国防科研的工作；而另外一个方面则是，与张爱萍将军相比，自己资历与威望都不够。

“我最好还是担任副政委。”

一听李耀文如此说，张爱萍立马了解了他心中的想法：

“任用干部不能按年龄和资历深浅，主要看能否胜任工作。”

到国防科委工作后，李耀文既在工作上配合张爱萍，又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多年之后，当李耀文将军再谈老首长张爱萍时，曾这样说了一句话：

“张爱萍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他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1977年9月16日，经中央批准，张爱萍正式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任国防科委主任，李耀文出任国防科委政委，并在不久后又兼任了军委科学技术装备委员会副主任。

张爱萍一上任，便大刀阔斧的展开工作。

叶剑英之所以力邀张爱萍出山，重点是洲际导弹的研发。

两人最初几次谈话中，就提到过有关洲际导弹的问题。

话又说回来，党中央国家领导人从70年代初开始，就很重视有关洲际导弹的研发。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特别是到了六十年代后期，苏联向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为了应对危急，中国也从南方抽调大量兵力到东北、华北以及西北地区。到了七十年代初后，两国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苏联在边境陈兵并未减少。

尽管双方看似在实力上处于对等状态，大家势均力敌，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核打击能力上，中国是弱于苏联的，当时我们的力量只能够威胁苏联在亚洲的部分城市，但苏联却能够威胁到我们所有的城市以及战略目标。

对此情况，叶剑英有着清醒的认识。

张爱萍的长子、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张翔称：

“叶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又担负着主持军委工作的重任，系国家安危于一身。他对战略核武器，尤其是洲际导弹在两军对抗，在扭转我被动战略态势上举足轻重的作用，看得非常清楚。同时，他对父亲的为人，以及在国防科技事业上的领导能力也了如指掌。所以，他坚持父亲必须再次出山，尽快拿出制敌命脉的洲际核导弹武器。”

早在1965年，我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后，张爱萍就计划性提出了研究远洋测量船的建议。

因为洲际导弹是射程达8000公里以上的导弹，而我国东西南北纵横距离只有5500公里，要研发洲际导弹，就必须进行远洋探测船的研发，但因为张爱萍离开了工作岗位，导致了后续相关工作进展缓慢。

图|负责执行测量回收任务的中国远洋测量船队

不过，在周总理、叶剑英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持下，最终才推动了研制远洋探测船这一尖端科研项目上马。

1977年9月，张爱萍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后，加快了洲际导弹的研发，中央军委也给予了相当的支持，并批准我国洲际导弹要在1980年发射。

当时，洲际导弹的研发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陆上低弹道、高弹道和卫星弹道三种试验接连取得成功，只等远洋探测船下水后，进行全程定型试验。然而最关键的远洋测量船，虽然船体已经下水，但关键的一些部件研制生产尚存在一定的困难。

上任不久，张爱萍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远洋测量船的各单位会议，并且在当天还到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设的“远望”号远洋测量船，在听取了造船厂负责人的汇报后，张爱萍表示：

“远洋测量船是国防尖端项目，是全国大力协作的产物。党中央要求我们要有准备打仗的思想。我们的战略导弹就是一弹要打到敌人心脏地方去。”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将远点测量地球站建在别国土地上，所以要把远望(远洋测量船的船名)号船建好，质量搞上去。武器质量不好是要死人的!必须要贯彻质量第一的思想，不合格的产品我们不验收。”

张爱萍给远洋测量船各系统研制任务的最后时间，定在了1979年12月31日。

“谁要超过这个时间，对不起，我们只好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

图|邓小平、聂荣臻、王震（前排从右至左）到国防科工委指挥所观看“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

在各方有力的推动下，远洋测量船的研制进度大大加快。

1980年3月9日，国防科委发布了以主任张爱萍、政委李耀文签署的《东风5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动员令》，并报请中央批准，确定于1980年5月18日进行东风5号洲际导弹第1发全程飞行试验。

1980年4月20日，以“远望”号远洋测量船为主的混合船队出发，叶剑英、张爱萍亲自到上海码头送行。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聂荣臻、王震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防科委工作人员在国防科委指挥所，见证了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5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发射。

导弹以超过20倍音速的速度，穿过了6个时区，准确的落在了距离8000公里以外的南太平洋上，而中国远洋测量船早于月前就已经在火箭预定溅落点周围，因为导弹精准性，测量船工作人员仅用了5分20秒就从海上捞起了数据舱。

当胜利的喜讯传来时，在北京指挥所大厅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图|梁思礼老人

“东风5号”副总设计师梁思礼高兴的热泪盈眶，他人群中兴奋的聂荣臻元帅表示：

“这下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洲际导弹成功了。”

聂帅也忍不住感慨：

“四个现代化靠买是买不来的”。这句话我体会得太深了，只有靠我们自己干，只有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仿制是不行，买更是不行的。“

两年后，即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公开讲话，呼吁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推动了中苏两国关系逐步回归到正常轨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