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巴金在整理和校阅《巴金全集》的过程中，因为起身取一本书而发生脊椎压缩性骨折，住进了医院。这一年，巴金已有90高龄，他对记者悲哀地说：“我不能工作了，是一个废物、包袱。”

这一年，距离她的妻子萧珊逝世，已经22年。

在中国的作家中，巴金无疑是长寿的，但是晚年的他却多次对朋友说：长寿，于他而言，是一种惩罚。文人圈内的人都清楚，巴金和妻子萧珊伉俪情深。萧珊逝世后，巴金将所有的感情都投入到了创作中，他试图通过创作慰藉怀念亡妻之苦。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他独自走过了20几个孤独寂寥的年头。

晚年的巴金，身体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以至于后来病得再也无法创作，他为此悲哀不已。病痛的折磨让他数次想要选择安乐死，却遭到了亲友们的反对。

对巴金而言，这样的生活痛苦不堪。他活在自我价值丧失的巨大恐慌中，也活在思念妻子的无穷追忆里。

晚年的巴金曾说：

“人死犹如灯灭。我不相信有鬼。但是，我又多么希望有一个鬼的世界，倘使真有鬼的世界，那么我同萧珊见面的日子就不远了。”

巴金在晚年并不畏惧死亡，甚至只要想起亡妻萧珊，死亡在他心头更像是一种温馨浪漫的归宿。萧珊在他生命中给予了30余年的陪伴，而他整整用了一生来怀念。

纳兰性德笔下的“一生一代一双人”正是对巴金和萧珊之间的爱情最好的注释。他们的爱情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并在巴金先生的回忆中得到了永生。

1936年，32岁的巴金凭借长篇小说《家》在上海掀起了一股“巴金热”。小说《家》通过揭露封建大家庭的腐朽罪恶，唤醒了国内无数年轻人的反抗意识。巴金先生也因此声誉卓著，成为年青一代在思想意识上的指路明灯。

在这股热潮中，巴金每天都能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一票女性追求者，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迷妹”。但是因为家庭等各方原因，当时奉行不婚主义的巴金不为所动。

只不过，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一个十几岁小女孩倒是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小女孩是众多粉丝中给巴金去信最多的一个，她字迹娟秀，言辞不多，每次的落款都是 “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巴金和这个小笔友在书信中相谈甚欢，两人通信长达半年之久。直到有一天，这个小女孩在给巴金的信中写道：

“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

在这封信里，女孩还附上了自己的一张照片，她身着白衫黑裙，梳着齐耳短发，头上顶着一个花边草帽，活泼俏皮，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巴金大约是不忍心拒绝这个小女孩，也有出于对这个小笔友的好奇，便按照信中约定的时间、地点来到了一家饭店。

巴金最初还有几分忐忑，直到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她眨巴着大眼睛，文雅、快活地笑着对巴金说：“李先生，您比我猜想的可年轻多了。”

女孩的爽朗、活泼一下子感染了本来有点拘束，不善言辞的巴金。巴金地开心地说：“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呀！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她热情大方地介绍：“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意李先生把我当小孩子看哟。”这一年，萧珊17岁。

萧珊和巴金一见如故，她将巴金作为自己的知己，无话不谈，甚至将自己对家庭约束的不满以及想要离家出走的念头和盘托出。巴金听了后，像一个知心的大哥哥一样，连忙劝她不要冲动，用真挚的话语打消了她离家的念头。

在两人的这次见面之后，巴金在信里亲切地称呼萧珊为“小友”，而萧珊则经常去出版社找巴金，还开始关心巴金的生活起居。

在情窦初开的年纪里，萧珊不可自拔地爱上了巴金，她爱他的作品，也爱他高贵的人格。面对萧珊炽热的感情，巴金并非不为所动。萧珊的活泼、开朗和快乐都像生命阴霾中的一缕阳光，让巴金感到温暖、美好。

但是巴金心里同样明白，萧珊小了自己15岁，她对自己的爱恋只是美好纯洁心灵的一种自然流露，而自己对萧珊的喜爱，更像是一种诱惑之下的心动，甚至有亵渎感情的嫌疑。于是，对于萧珊，他一直小心翼翼呵护，将她当做一个小朋友来对待。

这种一方主动，一方克制的感情一直持续到一天，萧珊来到巴金在霞飞路的住处。萧珊对巴金说，家里人要把她许配给一户有钱人家，请巴金给她拿个主意。然而，巴金没有表态。

见到萧珊伤心地跑下楼，巴金忙追下去解释说：

“我是说，你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如果你长大有主见了，成熟了，还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们就生活在一起。”

正是巴金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更加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同事们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使得孤军奋战的巴顿感寂寞寥落。萧珊何尝不懂他的孤独？为了陪在他身边，萧珊放弃了去延安学习的机会，她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亲切地告诉他：“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说过在你身边的。”

在萧珊的陪伴下，巴金生命中这段最为艰难苦涩的岁月开始有了暖意。

1944年5月1日，巴金和萧珊在桂林完婚。他们俩的婚姻，纯粹是不掺杂任何物质条件的“裸婚”。结婚当天，巴金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一间木板房作为新房，房子里面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一张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

整个婚礼相当简单，巴金只委托了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两个人就这样结成了夫妻。结婚第二年，萧珊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两人又添了儿子李小棠。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在巴金和萧珊共度的30多年的生活中，他们相亲相爱，相濡以沫，一辈子既没吵过架，也红过脖子。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很多夫妻经不住大环境的考验，“大难临头各自飞”。大家彼此之间要么相互揭发，要么划清界限。但是巴金与萧珊却在这段特殊的岁月里拥抱得更紧了。

当时，巴金被关进上海的“牛棚”，遭受无尽的批斗，萧珊也因此受到牵连。她不仅承受着和巴金一样的精神折磨，还为了维护丈夫巴金，挨了不少铜头皮带的毒打。巴金说，萧珊不仅分担了他的痛苦，还给了他不少安慰和鼓励。

有一个时期，巴金和萧珊只能通过服用助眠药才能入睡，往往天刚发白就都醒了。两个人在床上互相呼唤彼此，每当巴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萧珊便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要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萧珊的乐观某种程度上给予了巴金更强大的信念。然而，在身心的双重压力之下，她自己却病倒了。

1972年7月底，萧珊被诊断出直肠癌。随着病情加剧，她不得不进行手术。手术前，萧珊满眼泪水地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低低地说：“不会的……”此时，他已经声音嘶哑，肝肠寸断。

1972年8月13日，距离萧珊手术过后5天，这个温暖可爱的女人与世长辞。临终前，萧珊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然而，阴差阳错，巴金没能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等到他赶到的时候，萧珊已经身裹白布，被送进了太平间。巴金痛不欲生，肝胆欲裂。萧珊去了，带着他几十年的爱情也一并离去了。

在萧珊去世3年后，巴金把她的骨灰从存放室接回了家。从此，他一直把妻子的骨灰放在自己的卧室，与萧珊生前的那些译作放在一起。巴金先生每次都要睹物思人，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朋友们劝他让妻子的骨灰入土为安，他却说，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和萧珊继续在一起。

在萧珊走后的30多年里，巴金一直怀念着她，见不到她，只好祈求在梦里梦见她。在萧珊走后的岁月里，无论身边的人如何劝慰，他都不愿意再娶，也不想要多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巴金先生的晚年几乎都在怀念萧珊的记忆中度过。在这期间，他为妻子写下了《怀念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2005年，巴金去世，亲友们遵循巴金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和萧珊的骨灰掺在一起，撒向大海。这是巴金先生生前对外公开的唯一一个心愿。

但愿，现在巴金先生现在已经和他一辈子的“小朋友”幸福地相拥在天堂。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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