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闵妃借高宗“亲政”开始握有实权后，于她而言最重要也最为紧迫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是官员的人事调动。

闵氏戚族势力的复兴其实开始于大院君执政时期，早于闵妃夺权。在高宗亲政之前，闵氏一族就有闵升镐、闵谦镐等人活跃在朝廷之中。

而大院君在高宗宣布亲政后离开了云岘宫，隐居于三溪洞山庄。在其执政期间受到重用的一些官员，如姜㳣、韩启源等身居要职的人物也与其一起离开了权力中枢。

闵妃恰好利用了这些要职的空缺来实现以自己为中心的闵氏戚族势力的构建，将各个反对大院君势力的核心人物安置在了朝廷要职上。

于是有闵升镐任兵曹判书，闵奎镐任吏曹判书，李裕元任领议政，李最应任左议政，朴珪寿任右议政等。

其次，为确保戚族专权以谋私利，就具体的政策而言，闵妃集团几乎全盘否定了大院君执政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例如：恢复了书院和万东庙；实行“清钱禁输”；“云扬号事件”后与日本缔结《江华条约》，开放了国门。

李瑄根在《韩国近代史》一书中评价道：“新政权的这些内政外交措施，并非为民族久远的发展而树立的根本政策，而是以曲解、攻驳大院君执政十年的政绩为主要目标。”

历史也证明了，闵妃集团促成的与日缔约是日本势力在朝横行的起点，也是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开端。

除此之外，闵妃还派遣修信使团出使日本；模仿清朝的总理衙门体制新设统理机务衙门；成立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新式军队——别技军，由日本人担任教官，并按日本军制编练。

最后是册立世子的问题。在扳倒大院君不久后，闵妃最终产下了一子，即后来的纯宗李坧。但当时的宗主国清朝在定立朝鲜国君的问题上持有立长不立幼的态度。于是闵妃派遣使者出使清朝，说服清政府册封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和日本进行交涉，试图通过日本给清政府施压。最终，清政府册封了李坧为世子。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朝鲜王朝的实权基本掌握在闵妃手中，但以朝鲜国内发生的几个重要事件为节点，也出现了多次短期的权力转移。

第一次是“壬午兵变”后，大院君重新执政33天，最终在清朝的干预下实权重归闵妃集团。高宗宣布亲政后，闵妃集团迅速掌握了实权。

然而，其内部任人唯亲、贪污腐化的作风不断地加剧着朝鲜的阶级矛盾，加之日本通过《江华条约》大量地低价从朝鲜买走粮食，使得朝鲜人民生活日益艰难。蔚山、韩山、长连、鸟龄、安东、仁川等地连连爆发农民起义。

1882年7月，京军武卫营、壮御营的士兵聚众哗变，攻入王宫，推翻了以闵妃为首的外戚集团的统治，闵妃出逃，大院君重得政权，史称“壬午兵变”。

壬午兵变的爆发给了日本武装干涉朝鲜的缺口，要求在朝鲜驻扎军队，但遭到了大院君的拒绝。

彼时正出使中国的金允植等人（属闵妃集团）见此，立刻向清政府乞援。对于当时的清朝而言，此时的朝鲜是仅剩的一个属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出手干预正好可以加强对其的控制。

于是吴长庆、丁汝昌受命，率3000淮军进入朝鲜，并抢先日军入驻汉城。1882年8月，大院君在拜访清军大营时被清军扣押，强制送往中国天津受审，不久羁押保定，闵妃得以再次上台执政。

第二次是“甲申政变”后，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夺取了政权，但仅维持3天就被清军镇压下去。壬午兵变后，朝鲜与日本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满足其包括驻军在内的一系列要求；与清朝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强化了清朝在朝宗主权。

此后又与美、英、德等欧美列强缔结了不平等条约。朝鲜的主权随着越来越多条约的签订不断地丧失。在这样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开始崭露头角。

在日本的支持下于1884发动了“甲申政变”夺取政权。在甲申政变中，属闵妃势力的一些重臣被开化党暗杀。

遭此打击的闵妃再一次求援清政府，在清军镇压开化党后重新掌权。然而此时的朝鲜已经是风雨飘摇。一边是清朝内部出现了废朝鲜为郡县的提议，一边是中日关系变得紧张。

害怕朝鲜成为中日战场的闵妃集团在表面推行事大政策的同时暗中引入俄国势力牵制清朝。

先是笼络了清朝政府派来监管朝鲜外交和税务的德国人穆麟德，让他鼓吹“联俄拒中”的论调；又背着清朝私自同俄罗斯帝国缔结修好通商条约，接着引发了两次朝俄密约事件。

清朝察觉了这些事情之后，罢黜了穆麟德，并在1885年八月将大院君放回朝鲜以牵制闵妃。然而闵妃严格控制了大院君，聘用穆麟德游说欧美各国，意图引入更多的欧美国家力量。

同时废除了对基督教和天主教长达百年的禁令，使其传播合法化；支持美国人在朝鲜开设医院、学校。并且创设育英公院和练武公院，聘请美国人为教师和军事教官。

闵妃此举一在引入多方势力抵制清朝的干预和影响，二在客观上逐步推进了朝鲜的近代化改革。第三次是东学党起义后，闵妃向清朝求援，却引来了日本的驻军。

日本在宣布协助朝鲜改革内政后，遭到了闵妃集团以及清朝政府的拒绝，于是在1894年突然袭击景福宫。

日本人挟持高宗，迫其将政权交予大院君。于是大院君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第三次上台摄政，闵妃集团再次倒台。

闵妃再次失势后开始拉拢朴泳孝等亲日派，但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闵妃逐渐意识到俄国有能力压制日本，于是开始联合俄国，因而与朴泳孝等亲日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于1895年7月发动宫廷政变，解散了亲日内阁，第三次掌握政权，不断地亲俄排日。

闵妃此举招致了日本的记恨，最终于同年10月在景福宫被日本浪人杀害，史称“乙未事变”。

闵妃前期的对内政治举措意在排除大院君势力，巩固自身地位，所以很多的政治决策都与大院君背道而驰。

例如：在人事调动上任人唯亲，将支持己方势力安插在朝廷要职上，大力打压大院君势力；废除大院君的改革措施，恢复书院；与日本缔约，打开朝鲜国门，推行开化政策。

而后期朝鲜深陷民族危机，国内各派别亦是明争暗斗，在这时她的重心更偏向于对权力的争夺，以及求得一条朝鲜的生存之路，所以她游走在各个大国之间，企图以制衡之术保全朝鲜，保全自身地位。客观来讲，闵妃前期的对内政治举措是对大院君的反扑，是不理性的，后期借用多方势力保全朝鲜，保全自身虽是与虎谋皮，但也是当时情景下的无奈之举。

随着国门的打开，朝鲜半岛逐步走入国际的视线。然而，当时朝鲜的周边形势十分严峻。

宗主国清王朝落后、腐朽，隔海相望的日本虎视眈眈，西方列强也在蠢蠢欲动。面临如此险境，接过权柄的闵妃集团却主张对外开放，首当其冲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抵御日本的渗透。

这使得闵妃不得不引入清王朝的力量维持力量均势。而后清王朝式微，均势被打破，她又立刻转向俄国，试图引入俄国等势力实现制衡。

总的来讲，闵妃的外交举措旨在维持均势，然而所谓均势应该是以自身力量为基础的，如果缺乏自强之内功底气，再引来诸多大国势力的交会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还是覆灭在大国博弈之中。

以近代朝鲜与其他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脉络可以清晰地看到闵妃集团外交政治举措的核心和变化。

《江华条约》是云扬号事件后朝鲜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它是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标志着朝鲜打开了国门，也是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同时，它也表明了闵妃集团外交策略的第一阶段——对日主和。在朝鲜政府内部因此条约的签订僵持不下的时候，闵妃集团由议政府启言：“不必牢拒其通商条约等节，不容不烂加商榷，两相便宜”，随后得到了高宗的准允，完成了条约的签订。

闵妃在此时选择主和，其大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暂缓日本入侵的步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国内狭小的市场和匮乏的资源使得各项矛盾愈发尖锐，迫切需要对外扩张。

毗邻日本的朝鲜首当其冲，征韩论甚嚣尘上。闵妃集团在此情况下选择与日“修好”，是试图通过牺牲部分利益讨好日本，以缓解日朝紧张局势。

当然，历史证明此举是没有远见的，虽“彼船皆已退去”，但日本对朝鲜的图谋才正式拉开了帷幕，尤其是条约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否认在其后对朝鲜的侵略中成为了至关重要的部分。

其二，借日本对清朝施压，以确保自己的儿子被册封为世子。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在得到清政府50万白银赔款后撤军。

这一事件让闵妃看到了日本对清朝是存在一定制约力的，于是在清朝有以长幼立储的意向后，意图讨好日本，通过日本驻北京公使影响清廷，确保自己的儿子李坧被清朝册封为世子。

其三，对大院君闭关锁国政策的否定。闵妃从大院君手中夺权后对大院君执政时期的政策进行了全盘否定，这其中也包括闭关锁国政策。所以她积极倡导开化，力主开放国门。

而此时与日本缔约又能兼顾以上两点利益，所以最终在闵妃集团的主张下与日签订了《江华条约》。

闵妃在此阶段的对日主和虽能为她谋取国内的利益，但却将朝鲜曝露在了日本的野心之中，成为了朝鲜逐步沦陷在侵略势力中的开端。

其后，《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济物浦条约》、《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三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闵妃集团外交战略的第二阶段——远日亲中，引入西方列强实力牵制日本。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不断地通过条约的款项对朝鲜进行压榨，并且干涉朝鲜内政，培养亲日势力，更是派日本人训练朝鲜的新式军队（别技军）以达到控制朝鲜军队的目的，其势力在朝不断膨胀。

面对日本的入侵势力，朝鲜政府交涉无果后，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清王朝。

当时的清王朝因伊犁的问题与俄国剑拔弩张，仅剩的藩属国朝鲜又被日本强势入侵，严重损害了清王朝的在朝利益，加之两次鸦片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对华干涉让清王朝深刻地意识到自身实力的不足，所以在朝鲜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

朝鲜修信使金弘集在对日交涉失败后，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朝鲜外交策略进行了交谈，并将黄遵宪撰写的《朝鲜策略》带回了朝鲜。

《朝鲜策略》将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对朝策略的建议综合起来，主张朝鲜“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

高宗就《朝鲜策略》询问了大臣们，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等皆无异议，于是在清政府的斡旋下，朝鲜同美国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该条约是朝鲜与西方列强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意在引入西方势力以牵制日本，但是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在签订这一条约的时候忽略了美日勾结的形成，并且该条约引来了英、德、俄、法等国纷纷效仿，都意图到朝鲜半岛分一杯羹，使得朝鲜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同时，该条约也表明了闵妃集团外交策略的变化。在第一阶段中，闵妃要借日本之力对清朝策立世子产生影响，所以对日本百般讨好，甚至不惜引狼入室确保与日“修好”。

然而在自身地位稳固后，目睹日本入侵势力对朝鲜造成的不利影响使得他们开始逐渐偏向宗主国清王朝，并在其影响下实施了引入美国势力“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其后，壬午兵变后清政府对闵妃集团的扶持更是进一步推动闵妃集团远日亲中。

壬午兵变后，日本通过《济物浦条约》获得了朝鲜的巨额赔款以及在朝的驻军权，而清政府通过《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巩固强化了中朝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对朝贸易上获得大量特权。

此外，1883到1884年间朝鲜还相继同英、德、意、俄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及续通商章程，主权进一步丧失，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由此爆发了“甲申政变”，在此政变中闵妃集团再次得到了清朝的援助。

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闵妃集团对于清王朝的态度也出现微妙的变化。即表面推行事大政策，暗中引入俄国势力以实现制衡。

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来自清王朝的压力。

清王朝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这时的朝鲜已经是其仅剩的藩属国，加之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于清王朝而言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清王朝不得不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强调两国的宗藩关系，朝廷内部更是出现了废朝鲜为郡县的提议。

其二是中日关系因壬午兵变、甲申政变而变得紧张，朝鲜恰好处在两国势力的交汇点。

害怕朝鲜成为两国战场的闵妃集团开始谋求新的生存道路，而投靠俄国则是摆脱中国控制的最好方法，于是有了1884年7月《朝俄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

虽然闵妃集团有所动作引入了俄国势力，然而“事大”仍旧是当时朝鲜外交的主流，所以在东学党起义中，闵妃集团仍旧向清政府求援。

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于中国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让闵妃开始大幅地偏向俄国势力，在其1895年发动宫廷政变重掌政权后，大力拉拢俄国势力，排挤亲日派，最终引来了杀身之祸，闵氏政权也随之宣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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