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故事

2019年10月17日，我来到了敦煌莫高窟。对于莫高窟这个佛教文化艺术宝窟，我向往已久，今天可以亲眼见识了。从远处看莫高窟所在的山，没有想像中那么高大，山前的一条河已经干涸。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

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地。

莫高窟景区内的塔林。

莫高窟的形成，起源于公元366年。有一天，一位法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敦煌。他看到鸣沙山上金光万道，好象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出现，乐尊和尚心想：“这里肯定是圣地！”于是，就请人在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佛窟。

乐尊和尚成了莫高窟的创始人被后人顶礼膜拜。

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莫高窟的兴建，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前后长达1000多年。

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代以后敦煌停止开窟，逐渐冷落荒废。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沙州卫为敦煌县，敦煌经济开始恢复。莫高窟开始被人们注意。

当时佛教兴盛，王公贵族们把建窑当作最大的修行。

莫高窟在历史的岁月中不断扩大。

窟内的神像雕塑栩栩如生。

莫高窟各窟均是洞窟建筑、彩塑、绘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洞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佛龛窟、佛坛窟、涅槃窟、七佛窟、大像窟等。

石窟壁画富丽多彩，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建筑画、山水画、花卉图案、飞天佛像以及当时劳动人民进行生产的各种场面等等。

壁画的色彩鲜亮，据说画壁画的颜料从外国经丝绸之路运来的，价格昂贵，但千年不褪色。

古代艺术家们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吸取了伊朗、印度、希腊等国古代艺术之长。

王圆箓，湖北麻城人，约1850年出生，卒于1931年。农民，略识文字，年少时因灾荒逃难至西北肃州一带(今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王圆箓入伍当了一名兵勇，退伍后，他在当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号“法真”，历史上称其之为“王道士”。王道士云游到莫高窟，被眼前的景像震憾!他决定留在圣地。

敦煌莫高窟当时一片残破，无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风沙掩埋，一片破败景象。经济萧条，地域荒凉，人们生活困难。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几个僧人活动，这些僧人并无看管洞窟的意识。

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后，雇敦煌贫士杨果为文案。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夏，杨果坐在第16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发觉有空洞回音，怀疑有秘室，就将此事告诉王圆禄。于是夜深人静时，二人悄悄来到壁画前，把墙壁扒开。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

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900年。

当时的藏经洞，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藏经洞被几乎全部堆满。

在藏经洞中的四万多件宝贝中，所藏经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等等，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珍贵资料。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被史学家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

王道士虽然文化不高，但是他深知藏经洞里的东西肯定是珍贵的，才会被先人珍藏。他马上把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书面报告敦煌的县府官员，还把藏经洞的资料送了一些给官员看。可惜，这些东西都好比泥牛入海，渺无音讯。王道士实在没办法，只好斗着胆子给清朝皇帝写封信，报告藏经洞的情况。可惜的是，他等了一年又一年，无任何消息。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了敦煌。他对藏经洞的宝贝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王道士把藏经洞锁好了，他无法看到。斯坦因知道王道士很崇拜唐玄奘，他就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唐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这次，斯坦因拿出200两白银，让.守护莫高窟的王道士帮助打开了藏经洞，连续盗宝七个晚上，共运走了24箱敦煌写本经卷，近万卷。5大箱绢画和丝织品，约500幅。斯坦因雇了40多头骆驼才运走。

在大型情景剧《又见敦煌》中，再现了这段历史。人民群众在谴责贱卖国宝的王道士。王道士痛苦地为自己辩解。

运输国宝的挑夫们把自己涂成红色，让“老天爷”看不见自己，让自己免遭天谴。

挑夫们仰天长叹，为国宝流失国外而悲哀!

即将运往国外的箱子里的国宝文物也在为自己的命运悲泣!

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英国人斯坦因先后三次到莫高窟，成功骗取藏经洞文物一万多件文物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俄国人鄂登堡等西方探险家接踵而至敦煌，以不公正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

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古代写本后，赶到敦煌。他在藏经洞中拣选了三个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精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当时的莫高窟，可见外国人身影。

法国人佰希和1907在莫高窟拍摄的照片。

直到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王道士到晚年得了精神病，抑郁而卒，他的弟子给他立的道士塔。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他把藏经洞的部份宝贝贱买给了外国人，造成文物的流失，给国家造成损失。王道士把一生献给了莫高窟，他为保护莫高窟作出了贡献。他在贫瘠荒原长年累月地建窟修窟，清理埋沙，修复壁画，这些工作都是需要经费的。而当时腐化昏庸的清朝官员对此没有提供过一分钱。王道士一生有功有过，功过与否，让世人评说吧!

我们开始了莫高窟旅游。因为莫高窟每日旅游的名额有限，所以莫高窟的门票要提前半月预订。

景区导游把我们分成小组，每组约20人。我们这次游，只能游八个洞窟。

莫高窟最高的窟叫九层楼，高45米，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依山崖而建，位置在莫高窟上寺石窟群的正中，里边供奉的是世界最大的室内盘腿而坐的泥胎弥勒菩萨的造像。

莫高窟的第一大佛高35.5米，两膝间宽度为12米。根据敦煌遗书《莫高窟记》记载，这尊大佛为695年由禅师灵隐和居士阴祖所建，是佛国三世中的“未来佛”弥勒佛。此大佛的制作方法为石胎泥塑，即在崖壁的石沙岩体上凿出佛像的大体形状，再用草泥垒塑、用麻泥细塑，最后着色而成。这尊大佛气势雄伟壮观。

莫高窟内常见的千佛图，这么小的图案，还雕塑得神态各异，真不容易。

窟里的神像，雕塑的栩栩如生，还打扮得很时髦。

这是莫高窟有名的九色鹿经图。古印度恒河边，有一只美丽的鹿，她身上的毛色由九种不同的颜色组成，姿态健美，动人心魄。一天，九色鹿在恒河里奋力救起一个失足溺水者，当溺水者要报答它时，九色鹿只是要求他保守见过自己这个秘密来作为回报。溺水者满口答应，谢恩而去。豪华的宫殿里，王后梦见美丽的九色鹿，她一心想用多彩的鹿皮做褥子，用鹿角做佛柄。在王后一再的恳求下，国王爱妻心切，最终答应了并以重金昭告天下悬赏九色鹿。重金诱惑之下，那个溺水者向国王透露了秘密，并给国王和他的军队带路去猎杀九色鹿。九色鹿虽有好友乌鸦的报信，终还是没有来得及避开。当它见到那个溺水者时，悲愤的眼泪流下了眼角。它用人语向国王说明了一切，被感动的国王从此下令不许任何人伤害、捕捉九色鹿。而那个溺水者因为自食其言，顿时浑身长疮，满口腥臭。这个故事说明了人要有善心，知恩图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莫高窟著名的《五台山地图》，成了后人研究五台山佛文化，寻找五台山古迹的宝贵资料。

讲解员说，当时建一个窟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工匠和画师们耗尽了自己一生的心血。

著名画家张大千临摹的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著名的反弹琵笆图，造型灵动优美。这幅壁画，人物造型丰腴饱满，线描写实明快、流畅飞动，一气呵成，天衣飘飓，有“吴带当风”的韵致，体现了唐代佛教绘画民族化的特色。

常书鸿 (1904年—1994年)，画家、敦煌艺术研究家，满洲人。因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

大概是1935年秋的一天，当时在法国留学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分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

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为筹建敦煌研究所工作。

1944年的秋天，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先生任所长。

当时在莫高窟工作面临的是重重困难，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与在法国的条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于常书鸿来说，人生第一次到了如此艰苦的地方。按他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感到有种遭遗弃的服‘徒刑’的感觉压在我们的心头，而这种压力正在与日俱增。”

1945年春天，正当他们克服困难，发奋工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才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研究所，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

俗话说，祸不单行，常书鸿的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清贫的生活，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管，生活的重担，一切落在他的肩上。工作生活的双重困难，没有压倒常书鸿这个硬汉。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工作，组织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创立了敦煌学，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他的一生为莫高窟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人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