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7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主持下，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三人同时解读了一份楔形文字铭文，考评认定是“细节略有出入，但总体一致”。于是，英国认为三人破解方法可靠，宣告楔形文字被破解。

1894年，拉克伯里《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认为“中国人种西来”，即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国王Nakhunte率众来到中国，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其中理由之一，就是两河流域与中国在天文历法上极其相似，都采用太阳历纪年、都划分24节气等。

拉克伯里认为“中华文明西来”，原因之一是“二十四节气”，是由4200年前的国王Nakhunte带来的。而拉克伯里认为中国24节气源于两河文明，必然源自西方“破译”的更早的楔形文书记载。简而言之，国王Nakhunte之前的楔形文书中记录了24节气，才有拉克伯里的判断。

但问题是：二十四节气真是两河文明的产物吗，真的源于苏美尔文明吗？中国考古给出答案，但由此又带来了新的疑问。

农业想要发展，就必然需要掌握较为精确的“农时”，而与古埃及、两河文明不同，中国长江黄河流域四季分明，导致播种期等很短暂，掌握农时的难度比较大，而不遵农时的下场，可能就是颗粒无收，就意味着饥荒，因此急需观象授时。

以湖北秭归柳林溪、河南濮阳西水坡来看，在距今6500年前，中国采用立表测影、观察北斗、青龙星象等来综合判断农时。其中，濮阳西水坡遗址证实，当时中国已经掌握“二分二至”，知道仲村、仲夏、仲秋、仲冬的大致时间。

也就是说，6500年前的中国，将一年至少划分为四个节气。

随着古人对天文认知加深，观象授时更为精确，大约在4100年前，中国将一年划分为20个节气，如此可以更精确的指导农业生产。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被普遍认为是尧都平阳，其中出土的观象台（上图）、木胎圭尺（下图），清晰的表明当时已经掌握20个节气。

在20节气的基础上，又经过上千年的演化，最终演化出24节气。现存第一部完整记录二十四节气名称历史文献是西汉初期的《淮南子》，因此可以相信在战国时期，中国开始出现24节气。

因此，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气候条件下，符合中国农业生产的产物，两河流域没有诞生24节气的气候条件与农业需求；而且，中国24节气是逐步发展而来的，从4节气——20节气——24节气，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见，24节气必然源于中国！

问题在于：既然24节气必然源于中国，那么楔形文字中为何有24节气的记载？分析来看，主要以下两种可能。

首先，帝尧时的中国还没有24节气，陶寺揭示的是20节气，还处于探索发展期，但楔形文字中却有24节气，只能说明西方伪造楔形文字，以达到某种目的，可见西方历史叙事遭到中国人普遍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也不能因为一块泥版伪造，就以偏概全的认为全部伪造，反过来是一块可信，也不能认为全部可信。

其次，中国“二十四节气”出现时间，如今还不能确定，但基本应该不早于周代，至多不早于商代。问题是，楔形文字上却有“更早”的记载，说明楔形文书的年代判断可能有问题，即高估了其年代，背后则是两河文明没有那么久远，甚至可能是汉代之后的遗址。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楔形文字为真，上面24节气为真，但24节气又必然源于中国，那么将不仅说明两河文明没有那么久远，而且至少还说明中国是两河文明的源头之一。

至此，耐人寻味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一旦承认楔形文字上存在24节气，将导致楔形文书、以及其背后的西方构建的历史体系，出现一个明显的巨大的漏洞，足以摧毁楔形文书的可信度。

于是，19世纪拉克伯里大肆宣扬两河文明先有24节气，以证明“中华文明西来”的观点，因为当时没有24节气源于中国的铁证，可以为达到某个目的的胡编乱造，但随着铁证逐渐浮出水面后，如今西方早已不谈楔形文书中的24节气了。

由此，不能不让人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所谓楔形文书，或许部分真实，只是不知道断代是否正确，更重要的是相当部分可能虚构，乃至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虚构一些，以达成某种目的，反正楔形文书基本都被西方国家垄断，两河文明到底怎么样由他们说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