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导言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研究隋唐制度渊源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他举南北朝时期北魏文字训诂学家江式的例子，“其家自西晋以来避乱凉州，文字之学，历世相传不坠诸事实，足知当日学术中心在家庭而不在学校”；不独江氏一族，许多秦凉学者的“家世之学亦无不与江氏相同”，因此，“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

陈先生的这个“文化高于种族”的观点，虽为一家之言，但并不孤单。另一位国学大师钱锺书先生认为，“华夷之辩”在历史上没有确指，其断限在于礼教，而不单指种族。钱先生在《管锥篇》中引用了许多例子，说明华夏与夷狄的分别不在种族而在文化。[2]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其长诗《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中的最后一句“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极其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汉文化的影响力之广、之大、之深。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同的，亡国只是“易姓改号”，是一家一姓的政权 覆亡；亡天下则意味着以仁义礼智信这些元素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断裂。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为什么很快又兴盛起来呢？王朝兴替之时，很多东西都没有变，不要说制度上“汉承秦制”，甚至相当部分的官员都是前朝的，所谓“官仍其职，民复其业”[3]。这主要是国运没有衰竭，而支撑国运的核心要素是中国文化，是人力资本所蕴含着的文化这个“遗传基因”的作用。中国人常说的“运气”，是两个字。“运”，指的是天干，是宇宙极宏观的运动，是一种大格局、大趋势；“气”，指的是地支，是极微小的运动，包括聚合与散分。运与气，是一种对于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程度及状态的描述，正如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的那样：“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4]

一个王朝快要衰落了，人们说它“气数已尽”，指的是一个王朝、一家一姓的政权更迭，而不是中国作为一个疆域上、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特别是文化上的灭亡。我们平时所说的“国运昌盛”，指的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气运观虽然有点抽象，但正是由于这种忧患意识才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进取，此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了解了天运，正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此所谓“知天命，尽人事”。梁启超说：“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这就是说，中国的国运不是以王朝的更迭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兴衰为指归。王朝的更迭，是“气”，是“法统”；文化的兴衰，是“运”，是“道统”。“法统”与“道统”的分离，就是“气”与“运”也即王朝与文化的背离。一个王朝的“法统”，几百年之后也会灰飞烟灭，它是偶然性与特殊性；一种文化的“道统”，则可以延绵几千年而不中断，它是必然性与普遍性。“道统”即文化始终对“法统”即王朝保持着一种张力，一旦这种张力被打破，王朝的覆灭便不可避免，文化也面临着衰微的危险；“法统”即王朝只有吸收了“道统”即文化，才能持续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平衡，王朝便处于兴盛状态，文化也会随之而兴盛起来。文化与国运，便在这种张力的平衡中一直持续下去。

纵观人类文明史，其实只有一柄无剑之剑：文化。人们常说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中的三个已经不复存在了，流传下来的只是文化。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为人类带来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和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文明史延续2000多年；诞生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为人类带来象形文字、金字塔、几何学和历法，为古希腊罗马文明打下了基础，文明史延续2500多年；诞生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为人类发明了数字符号，只是由于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才称为阿拉伯数字，文明史延续1500多年。这三大古文明都已灭绝，古印度并非印度，古埃及也并非埃及，古巴比伦今已不存，它们灭绝至今均已超过2000年，所以史书描述它们的前面都要加一个“古”字。中国文明于公元前2800年前后发源于黄河流域，一直流传到今天。史书上并无“古中国文明”，它从来都叫“中国文明”。

文化的载体是语言与文字，文化的内容是思想与实践，文化的运用是治国与理政。这三者环环相扣，构成了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丰富的思想，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实践活动。我们需要从这些思想和实践所形成的文化成果中去分析思考王朝更迭的成败得失，哪些是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哪些是我们需要批判和摒弃的。从这些实践经验当中总结出来的东西上升为理论，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作为“龙的传人”，所传承的也只能是文化。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民族的血脉没有变，流淌在血脉中的智慧没有丢。

人是自然的产物，通过对其他自然产物的加工，制造了一个人文世界。这个加过工的人文世界虽然与原来未加过工的自然面貌有所不同，但仍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把文化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结合一体的观念，把人文世界拉回到自然世界，其本质是一种文化达尔文主义。[5] 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两项基本的原则：变异和选择。有机体的变异，源于基因的随意组合，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变种，则获得较大的繁殖成功，适应力较差的就要付出代价甚至灭绝。以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政治发展遵循同样的进化模式：不同人类群体所使用的政治组织发生了变异，较为成功的（能发展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得以取代较不成功的。在人类社会中，制度的变异可按计划，不像生物基因那样随意，其被选择的特征借文化而获得传递，而不是像生物体那样靠基因遗传。[6] 传统思想文化根植于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情感样式的集中表达，古代思想文化对今人仍然具有很深刻的影响，这就类似于生物体的遗传基因的功能。比如，在治国理政这个范畴内，中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用，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治国理政的理念，有错误吗？与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吗？现实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错误，而且经过了千百年来实践的严格检验。今天的问题，恰恰出在我们没有把这些正确的理念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在运用方法上要么习惯性地照搬，要么情绪化地丢弃。这就存在着与生物进化一样的竞争问题，通过竞争可以对制度的选择产生压力，对制度的革新、借鉴和改革具有内在的驱动性。

有些历史著作，具有宏大的结构，以更宏观的视角研究以往的中国，得出许多新鲜而有价值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天下观无法包括边疆或边远地区。其实，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未必是这样的。以夏朝为例，当初就是中原或黄河流域那么一点点地方，然后逐步向周边扩展。相对于都城来说，其它地方都是边远地区；相对于近的地方，远的地方就是边疆地区；相对于汉族居住的地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就是蛮荒地区。不论远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步形成“天下一家”的观念，无分远近，也无分华夷。文化，可以通过武力强行传播，比如清朝入关之后实行残酷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制汉人剃发的政策；也可以通过其文化吸引力让人自愿皈依，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政策。不论哪种方式，最终还是要统一在中国文化的范畴之中，这也就是中国人的天下观的核心思想，也是文化中国比疆域中国更具有生命力的体现。文化高于种族和疆域，文化更超越时间和空间。

当然，从大的历史发展的镜像来看，是有规律的。比如，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分配公平，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发展生产，解决生存的问题。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财富积累不公平了，劳动力不够了，就出现了奴隶社会。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现如果没有商品交换，仅有奴隶是不够的，于是自由民增多了，人道主义有了萌芽，就向封建社会过渡。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商品流通与交换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多，封建社会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架构，资本就是血淋淋地追求最大利润，严重缺乏人道主义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因此，这种社会制度肯定也是有阶段性的，而绝不会像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这些社会组织形态，都是文化的内容。我们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角度看待历史，必须是在一个具有历史坐标意义的长时间内观察历史事实，否则，就会导致对于问题感的短视，进而放过了核心问题而只是抓住了一些皮毛。短视下的观察结果，只是历史的片段，而不是文化的内含。

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在其终结的末期，并不是由于国运即文化的衰败，而是由于政治领导力的下降。政治领导力主要表现在政策的贯彻力、局势的掌控力和民意的引导力。每一个王朝的末期都会出现中央政府（朝廷）的权威性大大下降，对地方政府（诸侯）失去了控制能力，随之而来的便是民意汹汹、人心思变，也就是人民与政府的离心离德。腐败现象只是这种政治领导能力下降的一种表现，腐败本身并没有对文化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即使本身是一个贪官，也会给自己贴上“廉洁奉公”的道德标签；哪怕一个行将覆没的王朝，更要号召其臣民舍生忘死地为朝廷尽忠尽节。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说：“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种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敞开着，这种道路很多，它们是便捷易行的。”历史的必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遗传；历史的偶然性，我们可以称其为文化“基因”的变异。有遗传，就必然有变异；有必然性，当然就有偶然性。一个个的偶然性连成线，就变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比如，美国正值疫情高发，搞得全国焦头烂额的时候，一个美国黑人弗罗伊德就因20美元的疑似假币而被一个美国白人警察折磨死了，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反过来使疫情雪上加霜。这个事件带有偶然性，但从美国社会历史和制度来说，强烈的种族歧视与严重的分配不公又使其具有必然性。文化成为国运的“基因”，便是这种历史的偶然性组合而成的必然性。变化，只有在“变”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地“化”；没有“变”，就没有“化”；只有“化”，才会产生久远的影响力，才会发生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变”。这也正是文化的本意，所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文化自有其本身运行的惯性，政治周期自然会产生好的当权者和差的当权者。不管是好的还是差的，如果认为他们可以主导文化和国运的流向，那都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尤其是权力的力量。文化与国运，都是思想的载体，只有思想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才是推动文化运行的内生性力量。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它是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的。诗书礼易，唐诗宋词，高宗孝武，仓颉玄奘，解县关云长，武穆岳鹏举，等等，这些正面的历史遗产是中国；夏桀殷纣，赵高秦桧，酷吏来俊臣，阉竖魏忠贤，焚书坑儒秦始皇、口蜜腹剑李林甫，扶不起的刘阿斗、贪不够的清和珅，窃国大盗袁世凯、头号汉奸汪精卫，等等，这些反面的历史糟粕也是中国。中国文化，是充满尊严的顽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就是一个巨型炼钢炉，无论有多少不肖子孙，无论有多少叛臣国贼，它永远炉火烧得通红，外质一旦进入，其中的杂质就会变成一缕青烟消失，而其中的铁质就会锻造成为精钢，其内核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

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更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而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者。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不是“文化回归”，不是“复旧”，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潜意识里涌动着的文化自觉的情怀。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与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条件。对待历史，正确的方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犹如对待一个核桃，砸开外壳的过程就是去其糟粕，食用里面的果核就是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过程就是吸取精华，而吸取精华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除去糟粕。对于精华和糟粕的判断与取舍，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旧总是孕育着新，而新总是脱胎于旧。在传承的过程中，应该避免庸俗进化的观点，也就是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事实上，中国古代一些贤哲的思想，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并未超越，有时候甚至还有所倒退。一种制度或一种文化即使是合理的，也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必然的；它们在今天“只能如此”，更不意味着它在将来也会“一直如此”。历史从来不会终结，只能不间断地在时空环境中演化，只不过这种演化的流向不是笔直的，而是“S”形，有时甚至会出现较大的回流。这就是说，“历史往往意味着路径依赖、意味着制度惰性、意味着文化惯性，而对历史的超越则取决于人们刻意的选择和逆水行舟的努力”[7]。

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丛林的足迹；国运昌盛，表现为现实世界的生机。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有诗云：“去日南边望北云，归时东国拜西邻。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首诗作为一把“钥匙”，应该可以打开许多人的“心锁”。历史的经验教训，最集中地体现在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旁宫赋》结尾的那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本书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对于保持文化连续、国运昌盛来说，都应该予以重视，因为只要是哪怕任何一个细枝末节被忽视，都会产生足以使整个治国理政体系发生动摇的“蝴蝶效应”，到头来又会陷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的历史循环律中。

治国没有偏方，理政也没有秘方。历史的脉络，我们是清楚的。但是每一个历史结点上发生的事情，才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那是一幅静态的画。我们需要从近处听到历史潮流的涌动声音，有时候甚至还要观看滔天的巨浪。与此同时，我们更需要从实践维度来看平常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根据问题导向来研究如何加以解决，而不能永远都是“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静态景观。这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和实践所携带着的文化基因对当代最为重大的价值。

以上就是笔者对本书的导言，希望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助益。

[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7月第三版，第46页。

[2] （唐）皇甫湜，《东晋元魏正闰论》：“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唐）陈黯，《华心》：“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

[3] 《清史稿·范文程传》：“今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

[4] 钱穆，《中国人为什么讲究气数与命运》。

[5] 费孝通，“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

[6]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402页。

[7] 参见刘瑜为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所写的导读文章《重新带回国家》。（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x-xi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