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我和父亲张喜平大人从吉林省长春市出发，途经吉林市、磐石市，到达辽宁省沈阳市旅行。

我和父亲张喜平大人在沈阳市的“鲁园”游玩时，正赶上公园里长长的街路上的“古玩市场”。

整个市场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在钱币地摊上，经讨价还价，我花了十二元钱购买了一张第二套人民币“五元”面值的纸币。

想看看这张第二套五元人民币是我心仪已久的事儿了，在沈阳能买到，且价格还能接受，我便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张。

我们家当年在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与建设街交汇处的东北角一带居住时，我曾使用过第二套人民币。

一九六五年，我是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了。

父母整天忙于工作，家中的一些小事儿，常常由我来做。

那时，父母常常给我一角钱，两角钱等，让我去建设街邮局邮信，让我到国营建设街副食品商店购买火柴、酱油、大酱、醋、腐乳、臭豆腐、黄瓜咸菜等等等。

那时，我买大酱常常拿个“二大碗”装大酱，一路上摇摇晃晃，小心翼翼地往家赶。

买酱油、醋时，则拎个酒瓶子，装满一瓶子就是一斤，怎么狡诈的售货员也不敢过于欺诈小孩子 —— 一目了然啊！

购买腐乳、臭豆腐、黄瓜咸菜时，我也一律用“二大碗”。

这就是当年建设街邮局的日式建筑，此楼现在还有。

那时，邮封信八分钱。

那时，邮局里质量好的白色标准“浆糊”常常被偷，给邮信者带来不便。

后来废除了白浆糊，改用一种稀溜溜的紫色浆糊，才让那些小贼打消了偷的念头。

在建设街邮局邮信贴邮票的“浆糊”，紫檀色，抹上浆糊很长时间才能干，才能放心地投到信桶里。

那时我很小，父母让我买东西时，怕我把钱弄丢了，常常是买多钱东西就给我多少钱。

家中有时实在没有零钱了，父母只好给我一元、两元、五元的“大票”，并在上班临走时，反复嘱咐我 ：钱要揣好别丢了，并告诉我售货员要找我的钱数 ……

有一次，母亲赵淑珍大人早晨上班时，给我五元钱，让我买一斤大酱。

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小学由于校舍不够，师资缺乏，大多都是“倒班”上学。

一周上午班，一周下午班，如此循环往复。

那时，我们大院各家买火柴，打酱油，购大酱等等等这类活，都是时间充裕的小学生负责。

这一天，我上午班，放学后，回到家，放下书包，拿着“二大碗”，揣好五元钱，直奔国营建设街副食品商店 ……

我买大酱的积极性这么高涨，就是想快快完成“任务”，好痛痛快快地和邻居小朋友们玩耍！

“任务”完成了，把大酱碗往家一放，风风火火地找小朋友玩儿！

我们玩的游戏是“清官与小偷”。

我很顺利地当上了“清官”。

“清官”有人背着，俗称“骑大马”。

“清官”可以命令发号施令打手们打“小偷”。

正当我得意洋洋发号施令，舞舞咋咋时，我揣在上衣兜里的钱掉了出来，飘了一地 ……

“钱！”，那个“小偷”第一个发现的，他惊呼着！

大家一拥而上，开始抢钱。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急忙下“马”，端坐于地。

这时，小朋友们急忙大献殷勤，将捡到的钱，一个个恭恭敬敬地献上来。

我仔细地反复数了数 ：七元九角钱。

三张一元纸币，两张两元纸币，一张五角纸币，一张两角纸币，两张一角纸币。

怎么多出三元钱？

多年以后，我想 ：小朋友们难有一元纸币“大票”，更别说三元钱啦！

唯一正确、合理的解释就是营业员算错了钱，多找了我三元钱！